——“政策救市，更需制度护市”
市场最近的下跌使“救市”的呼声再度高涨。股指连续九个月下跌不止，如果说此前的回落属于股市过度上涨之后的矫正，而依托全球成长最快的经济体，市盈率回落至沪综指千点左右水平、估值与成熟市场完全接轨的当前A股市场，则基本可以断定是有些矫枉过正了，矫枉过正的市场如果不能“自发”纠错，需无疑就需要外力的推动了。
而关于市场是否需要外力“救助”、以及外力救助的的利弊争论已久，目前来看，越来越来的人们相信，完全放任的“自发”并不是理性状态的市场，当非理性出现的时候，是需要外部“有形之手”加力进行矫正的。理论上如此，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的实践更是如此，因此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论证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仓白的。而完全“自由波动”的市场不仅是无效率的，更不是公平的。
舆论希望政策挺市，希望政策之手及时伸出。从市场反应来看，管理层其实手中还是握有不少“救市牌”的，比如停发新股、适时推出融资融券，作为“或有选项”，进一步下调印花税或单边收税，允许上市公司有条件收购自身股份，引导长线资金有序入市等等。另外，在低迷时期推出股指期货，也能够实际产生利好效应。市场期盼管理层能够合理导引预期，犹如在行情高潮时期一如既往地强调“过度过多”的风险，此时的市场到了应该反向强调“过度过空”风险的时候了，希望外力的作用使市场的“过度波动”收敛一点。
从市场环境来看，行情的低迷也恰恰可以给一些政策的出台提供较佳的机会，比如股指期货此时推出给市场的正面影响，将远远强过行情持续上涨之后给市场造成的冲击。当然，股指期货需有宏观的考量，应该充分评估这一工具的推出给证券市场带来的利弊影响。
而市场理性的声音呼唤政策“救市”的同时，同时呼唤制度“治市”，以达到市场长治久安、减少由制度不完善造成的非理性波动的目标。笔者觉得，这些建言更值得认真倾听。
首先是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有论者指出，目前新股发行制度的设置，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庄家模式”，而特别设定的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停板制度，更是让掌握大量新股的机构投资者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新股发行中这些对机构投资者进行的政策倾斜，扭曲了新股发行价格。由于上市首日的超高溢价，也不会导致机构的亏损，使市场出现这样的现象：每当新股发行，就会有大量资金囤积在一级市场等待中签，新股发行制度的设置，导致刚上市的股票市盈率远远高于市场平均市盈率，成为二级市场动荡的原因之一。这一发行价格必需进行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