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 中国知识分子为何背离文化母体？》发出后，许多人追问什么是文化母体？它于传统文化是个什么关系？知识分子对文化母体的背离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回归文化母体？
对此，笔者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约归在社会个体之上的类群特征出发，把文化母体定义为：中华民族为改变自身历史命运、践行自己生命文化、向世人展示自己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类群文化整体（主体）。从而在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给出了统辖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崭新文化形态。
另一方面，笔者从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性质入手，指出：就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性质而言，它在本质上是制约社会个体及其行为方式的心性文化。它的最大特点是：制约在这种文化心性的社会个体，总是从个体体认的文化视角观察世界。因此，这种体认文化（它包括中国的心性文化和西方的理性文化）难以同自身以外的‘他在’、‘外物’社会偕行，无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成为控导人的社会自主行为和社会创造力的实践文化！
这样，人类便能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及其所属的历史时代之间做出明确的比较与抉择。同时也让我们看到知识分子同其文化母体的分离，恰恰使然于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社会个体与类群主体）的根本不同。
关于这一点，还可以放在世界经济、政治的宏大舞台来诉说。西方大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和人权，刚好确立在对个体社会权益的“绝对”尊重上。就其文化性质而言，它同样无法与自身以外的‘他在’、‘外物’社会偕行（属于体认文化），同样具有与当下时代不相适合的历史局限性。
然而我们发现：在西方大国观照世界的文化视野中，国家利益（抑或他们类群主体和整体的利益）总是权衡一切的最高尺码——这，从来都是美国社会和他们类群文化整体的基本共识，也是西方大国历经百年市场经济创下的最为宝贵的文化成果。但是，换成发展中国家，他们很少尊重这些类群文化主体（整体）的社会愿望与历史选择。恰恰相反，他们只从自己国家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定位别国发展的社会取向，强调他国公民个体价值观的西式文化样式。在他们看来：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得拥有与西方价值观及其战略利益相悖的国家利益及社会选择。为贯彻这一霸权思想，他们在国家发展理念和全球市场准入上始终坚持双重标准。顺我者，给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以某种政策性的鼓励与倾斜，逆我者则用民主自由人权的武器在外部围攻你，在内部瓦解你，甚至利用他们在全球市场占据的有利地位（市场准入、货币发行、金本位优势、世界主要能源的控制者、国际协约的制订方）构成无所不在的牵制力。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运作上（在多哈会谈中）,他们反对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化运作的发展初期）基于自己类群整体内在发展的需要——所必须的宏观调控（如农业补贴）。甚至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对于与其价值观不同的民族国家，大搞颜色革命、淡化国家主权，竭尽冷战思维和战略遏制之能事。试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类群整体作为其运行载体的经济运行模式，怎好把仅适合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体认文化）强加其上呢？难怪人类在西方大国控导下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看不到一点可能与希望！
殊不知，每一个民族国家都是相对独立的市场载体和类群文化主体。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总是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的市场化凸显，亦是他们类群整体社会协同作用的完整发挥。在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文化运作中，社会个体的前途命运与发展，始终在他们类群文化整体协同互动的市场化机制中（人的社会主体性关系中）得到最有力的社会支撑。因此，当社会个体确知了市场经济通过类群文化整体对个体命运全面建构-社会改造的整体协同功能，当类群个体确知了市场经济同他们类群文化整体之间的社会同一关系，知识分子意欲回归文化母体的历史走向、社会途径——亦变得愈发清晰了。
首先，我们确认一下市场经济约归在社会个体之上的类群特征。
从人类对他们变换自然活动的历史直观角度看，市场经济是把人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继而对各类资源进行总体配置的经济。在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中，任何民族国家的发展进步均离不开这种经济。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以其看不见手的方式支配人类的命运，恰恰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作为一个族类存在来发展的。正因为此，方才在不同民族国家及其所属的资源系统之间构成彼此独立的利益划分；方才在彼此间互为对象、相互需求的不同文化国度中，形成供求关系的各类市场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市场体系。这里说得当然是全球市场，它是由拥有不同类群文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属的资源系统共同构成的世界市场。
国内市场也形同如此。只是它的发展变化，通常是在类群个体同他们类群文化整体的协同关系中来表现的。所谓类群个体，系指那些参与经济生活、影响市场化运作，能够以其媾和在类群整体的社会资质、独立人格巧妙运作资本形态（知识资本和物质资本）实现资产价值，并因此结合一起、彼此需求、相互支撑的市场化单元。这个单元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国家公民、社会团体、企业法人、社会组织、经济实体、政府组织、国家机构。。。。。
市场经济条件下，类群个体的社会作用——总是以他们被结合到市场化运作的某种现行机制当中来发动的。你的生产生活，你的工资水平，你的消费方式，你的就业途径，你的各项社会保障，你的娱乐方式，乃至承载你社会生命价值的一切，无一不在你和自己同类的共性文化特质中去展现，无一不在彼此相互一道的社会生命中交相辉映，无一不是变换在类群整体的社会机能——方才被其他类群个体有机媾和到他们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化运作中！
因此，在这个文化国度中，所有类群个体首先必须是结合到市场化运行机制当中的类群个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无论你怎样清高，哪怕你把自己装扮成世界公民的形象，甚至把改革开放的伟大国度诋毁为专制，你——必定是类群文化整体的一员。
然而，纵观我们的教育和哲学，大都围绕个体文化心性的社会培育来运行。它的一个不成文法的前提是：维系个体文化心性的内在和谐与崇高，不仅能教化人、感染人，亦能在这种教化中规范人和对象世界的协一关系。由此投射出的哲学理念，总是带有伦理规范的整体性与和谐性，用圣人的话说，这叫做天人合一、仁者爱人。
按照这种文法规定：仁者好思者，必以思辨于事、和谐于心为其终极。国人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事’乃人所为，‘行’乃心所属。心正人自正，人偏事必偏。甚至天真地以为：无论何事何情，‘思’到了，便‘哲’到了；‘哲’到了，心便到了。唯仁者之心，才是衡量事物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最终尺度。正所谓心到佛知矣。
殊不知，对于推进社会发展而言，人类个体对自己生命价值的社会展示与践行，是比文化心性更重要的事情！如若一种心性文化，不能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高度上达到整体和谐与有序，这样一群文化心性的社会个体，又会把自己心中的个人宿命寄往何方呢？！
追溯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中国文化始终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直到现代社会中个人与集体，国家和子民的关系，无不贯通此等人伦纲常的一统约定。
然而一路寻来，我们发现：在个人与集体、国家和子民之间，仅有打不断理还乱的超稳结构的人伦关系交织其上，却不见物-我和谐的实践约定构造其间。到头来，仁者不能爱人，反而害人。即便心到佛知，佛也不能救人。
可喜的是，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不再是从改造人的认知入手，而是从发展生产力、改造社会入手。于是人们要问：当整个中华民族踏上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的崭新征程，中国知识分子该如何回归参与在市场-文化运作中的文化母体呢？从传统文化心性约归在中国知识分子个体文化心性的社会现实看——这，的确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显然，中国知识分子业已习惯按照“二人”关系观照自我、约归同类、纵览世界。在他们看来，世界‘大我’于个体‘小我’的关系，不过是把个体文化心性释放其中的我在关系。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自以为是的‘我在关系’的自洽整体中（个体‘小我’于世界‘大我’的协一关系中）去统观世界的。反过来说，我不在、心就不在，心不在、世界就不在。这种鸵鸟式的思维方式，不仅愚蠢可笑，更为社会发展所唾弃。
前面说过，中国文化母体，是中华民族改变自身历史命运、践行自己生命文化、向世人展示自己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类群文化整体。但必须指出：此整体不同于中国知识分子约归在“二人”关系之间、支配个体思维理性的心性合一的抽象整体。
与之相反，类群文化整体，植根在不同民族国家争取独立、自主发展的天然基础之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类群文化整体，对外表现出他们文化国度的相对独立性、市场开放性；对内表现出商品价值通过自己类群整体实现产品价格的系统波动性，以及类群个体从中发掘人的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合一性。继而根据他们类群文化整体协同发展及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化定位——从根本上决定着类群个体投身市场化运作的整体机制与文化取向。甚至可以说，每一个民族国家及其所属的市场资源-发展系统，与其他国家及其所属的市场资源-发展系统，共同构成了彼此开放的世界市场；他们/它们作为相对独立的类群文化整体，既是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市场载体，又是驾驭自己历史命运的文化主体；他们/它们作为共同把持自己历史命运的物在主体，总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不断发掘人们作为一个族类存在的类属价值，总要通过这种把持自己历史命运的实践文化，将所有民族国家打造成把自身以类属的社会主体性单元！
因此，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文化类群已然成为市场经济运行其上的现实载体，继而依托这个载体——令商品的市场价值和各种资本形态的资产价值迅速转化成相较其他类群整体的价格优势与竞争优势。这时，也只有这时，资本的市场化运作，才能通过他们类群整体真正成为配置各类资源、控导市场需求、发掘属人价值、预设先进文化的社会力量；这时，也只有这时，资本预设在他们类群整体上的生命价值与文化承诺，方才对自身乃至整个族类成为现实与可能。
所以，当市场成为某一类群文化整体的市场，当不同文化类群（依托全球一体化的市场运作）成为有资本才智在人的社会生命价值上的市场预设与文化承诺，这时所由产生的全部事物、对象及形态，不再凝结于社会个体的文化心性里，而是媾和在把人以类属的文化国度中（类群整体中）。
这样，中华民族这个类群文化整体，就通过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把从前的个体文化心性整合在他们类群整体互为对象的物-我协一关系之中。乃至，从前传统文化心性无法控导的‘他在’及‘外物’，统统成为延展人类市场化命运的有机构成，统统成为改变他们历史命运、践行自己生命文化、向世人展示自己社会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不可或缺。
因此，就这一类群整体通过市场-文化运作所彰显的文化性质而言，就这一类群整体传递给类群个体驾驭他们/它们市场化命运的主体性关系而言，由此打造的文化形态，必定是把人的社会生命与价值媾和在高效和谐、发展有序的市场化运作之中的实践文化、运作文化。毋庸置疑，它不同于中国文化传统凝结在“二人”关系之中的那种体认文化、心性文化。甚至可以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把社会个体从以往的理性偏狭中解放出来，进而通过他们类群文化整体投身全球经济生活的实践文化（市场-文化运作）重新发现人的社会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属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