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1905—1972）不仅是20世纪西方最富远见与活力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之一，而且，从更为现实也更为深刻的意义上说，其个人品格、创作成就以及蕴涵其中的浓郁的“中国情结”，业已成为斯诺现象中最为光彩夺目的明珠。
归纳起来，该情结系统涵括四大基本质点：人道主义的现实情结、追寻光明的变革情结、文化崇拜的内蕴情结和指向未来的前瞻情结。
“我在中国看到如此深重的苦难，
其中有许多渗透到我的血液里了”
——同情中国苦难的现实情结
斯诺在旧中国的10余年，正值中国天人矛盾（自然灾害）、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内忧外患层出不穷的苦难时代。来华之初的“上海印象”和后来的萨拉奇[1]之行，为其“中国情结”的孕生提供了最初的契机，成为他“一生中一个觉醒的起点”。
斯诺对中国人民现实苦难的深切同情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对水、旱等自然灾害的悲戚；二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揭露；三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水、旱灾害及随之而来的饥馑、死亡连绵不断。斯诺曾沉痛地指出：“在我居留中国的其后12年，在这片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总有一些地区不是遭水灾就是闹旱灾。”[2]仅30年代初，华中广大地区洪水泛滥，饿殍遍野，“导致1200万户家破人亡，灾民人数达5500万人”，“受灾总面积可能超过70000平方英里，这相当于纽约州面积的一倍半，并大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面积的总和”。[3]斯诺以悲痛的笔调写到，他看到人的尸骸星星点点地浮在水面上，扬州一只大帆船的甲板上就堆着4000具棺材。
在大西北，旱灾不断，“许多人活活饿死，数以千计的人正陷于绝境。正值婚配年龄的少女被人贩卖，身价只相当于10到15美元……深受其害的难民估计到5000万左右”。[4]看见这些，斯诺眼淌着泪，心滴着血，以颤抖的双手和人道主义视镜拍摄下“悲惨世界”的特写镜头——瘦得可以把儿童的手镯套在小腿上的壮年；胳膊像稻草人身上插着的枝条一般的青年；任苍蝇从破衣烂衫中钻进钻出的患病母亲；使劲挖洞期望从中找到树根充饥的年轻女子；“脸肿得像吹胀的腊肠”的饥饿儿童；不忍心妻子女儿活活饿死而将她们贱价卖掉的户主……。斯诺痛惜灾民的苦难，更钦佩中华民族数千年积淀下来的韧性和耐力：“尽管发生了上面提到的最容易使人丧失信心的巨大灾难，坚忍不拔的中国人却终于设法生存了下来，而且生气勃勃地坚持生活下去。”[5]这种韧性和不求施舍的自尊，激发起斯诺对这个伟大民族的更大尊敬与热爱，并呼吁“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听到这些灾情后，能立即进行捐献，以缓解可怕的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