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值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回顾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历程，感触良多。古人说，温故而知新。反观来路，再阅前著，特别是一些即使在今天来讲，也仍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文论，节选一、二，呈与博友
政企分开的关键在一个“权”字上
文/管益忻
时至今日，国有企业的经营决策权、物资采购权、劳动用工权……大部分难以真正落实。这其中，尤其是“第一把手”的任免权更是成了一些部门的“最后防线”，认为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应“放”、“还”给企业的“权”。大家越来越可以清楚地看到，政企之所以难以分开、企业的自主权难以落实、政府的职能难以转变，其中心、其关键在一个字——“权”上。这似乎已是共识，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然而，事实向人们表明：对于这个“权”字，在认识上如何理解；在操作上如何把握；围绕这个“权”字，政府同企业之间将形成一种什么关系，这种种问题，迄今为止的流行“说法”，似乎并没有给以全部的解决。出于这样的思考，下面谈点浅见，以供讨论。
一、政权，还是产权？
我们的改革要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这要求必须弄清政府向企业“放”的（或“还”的）“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权——是政权，还是产权——这是全部问题的聚焦点。
我们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是说，这个“权”不再是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传统的“放权”、“还权”的“权”，更不是政府（国家机器）内部中央同地方（或同部门）之间分配的各种“权”，而是国家作为股东、最终所有者同经营者、法人所有者之间（一方给一方）的“权”。这种“权”，只能是产权，而绝非政权。在这里，我们必须科学地、具体地划清政权与产权的界限。例如在基本性质上：一个属于政治行政权利；另一个则是财产权利。在权利主体上：一个为国家机器（包括中央、地方、部门等）；另一个为财产主体（出现在市场上、民事关系中的政府部门，是财产主体形式之一）。在人格代表上：一个为政府官员；另一个为投资者、股东、债权人等。在适应法律上：一个是宪法、行政法规等；另一个是民法、公司法、商法、合同法等。在收益索取上：一个是税收；另一个是利润。在同所有制直接关联上：一个是只能同国有制直接挂钩；另一个是可以同包括国有制在内的一切所有制直接挂钩的。总之，政权是一种以国家机器为权利主体，以政府官员为人格代表，以宪法等为法律依据，以税收为收益索取形式，只同国有制直接挂钩的政治行政权利；产权是以具体的自然人和法人为权利主体、以投资者为人格代表、以民法等为法律依据、以利润为收益索取形式，同一切所有制均可直接挂钩的财产权利。在传统计划体制下，这两种权都在国家手中（由此造成了一方面企业成为政府的附属物；另一方面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搞市场经济，政府要给企业的是其中的一种，即产权，而不是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