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197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斗。我正好在初中的美术组里，绘制过一幅漫画，把“四人帮”扫进从巴枯宁、考茨基到希特勒、东条英机、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的“历史垃圾堆”。30多年后，2007年3月，我去奥克兰Niebyl-Proctor马克思图书馆参加由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哲学的社会主义者Ann Robertson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哲学”的座谈会，又是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进行批判。不过，我没想到在约二十人的与会者中，有半数是接近安那祺主义的人士，结果变成对Robertson教授的帮助会。她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再学习。我一方面记得在东京时松散的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亚洲安那祺主义联盟）精神，终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同时对于从哲学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没有留意过，在会上没有谈哲学问题。会后读了一遍Robertson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注1），可惜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似乎马克思与巴枯宁在哲学上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冲突”，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唯一的哲学思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学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都曾热衷于辩证法。不过，巴枯宁不是理论家，总是强调马克思的知识渊博（特别在经济分析方面），要向马克思学习，计划把《资本论》译为俄文。马克思也以起码的学者风范，把《资本论》献给他的对手：巴枯宁。
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职业，自然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从未掩饰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新兴强权的崇拜和倾慕。马克思后期虽然在英国生活二、三十年，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期间只限于德国。即使在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最大领袖拉萨尔也是马克思的对手，只是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德国工人运动被李卜克西和贝贝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才接受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被列宁咒骂为“叛徒”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巴枯宁由于参加德累斯顿的起义被普鲁士政权判刑并被遣送回沙皇俄国的监狱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抱幻想（注2），也不认为自己或马克思那样的“先知”可以改造国家。相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巴枯宁更接近于法兰西共和或瑞士联邦那样的自由联合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隶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