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丽敏
30年前开始的那场伟大的变革，改变了亿万国人的命运，知青刘伟便是其中之一。也许是见证了太多宏大社会变动中个体生命的渺小和无奈，30年后的经济学家刘伟，更关注经济大潮涨落之间普通群体的命运变迁。当人们都在忧虑于政策复杂变动中的国家前景时，刘伟却冷静地告诉我们，关乎民生根本的就业，才是中国经济的关键。 企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评价中国30年改革的成败得失？在这30年中进程中，你认为最成功的和最失败的是什么？
刘伟：改革进行到今天，与30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内容的内涵有了根本的变革。如今国内的体制背景、经济发展背景和国际的发展环境与30年前都有了根本的变化，尤其是人发生了变化，而人是改革的主体。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继续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依靠什么、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改革的主要难点是什么、改革基本方式和基本路径是什么？这些与三十年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改革内容的变化，改革对社会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从而改革自身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对它的各种各样的评价就是源于此。
这里我重点谈一下改革中心环节的变化。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不是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30年前提出改革开放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核心，当时我国工商业企业资产占到了国民比重的87％。而中心环节是决定整个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这个命题的提出在当时是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因为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调整的核心环节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重点调整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分权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条块之争”。在前苏联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几乎没有权力和独立的经济体，中央各部委对地方的管理是垂直关系，我们称这种体制为“部门主义”。中国当时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毛泽东当时撰文《论十大关系》指出要全面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这种经济体制比“部门主义”要灵活很多，但它的弊端是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30年前对企业改革的主要核心是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归属问题，而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而新时期提出的继续改革开放不是企业的划分归属问题，而是企业制度的变化，改革的深度和广泛性完全不同了。30年前提出以企业改革为核心是具有很大进步意义的，但是今天还继续提出要以企业改革为核心恐怕就很难成立了。今天，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还是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我们应该自问。因为社会的主体就三个部分，一是家庭，二是企业，三是政府。30年前是以企业改革为核心，通过3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完成了“抓大放小”，也就是说这种疾风暴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过去是政府主导改革企业，现在恐怕到了社会主导改革政府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