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思考：操纵商品价格能否遥控他国金融政策？
摩根士丹利现任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曾在《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撰文，质疑中国忽视食品和能源的价格上涨引发通胀的危险，以剥离结构性通胀因素后的“核心通胀率”指导和制定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举措。这显然又是一起国外投资家忧心中国经济形势、规劝指导中国金融政策的事例。
其实，罗奇的观点很简单：中国要重视8.7%的年通胀率，不要以为近90%的通胀率能归咎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就得出“输入型”通胀的结论；中国的通胀不是“结构性”的，紧缩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稳定化措施是“错误的建议”。至于罗奇的论证，则是依据美国上世纪70年代早期的全球经济性经济危机，当时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亚瑟·伯恩斯（Arthur Burns）没有实施货币紧缩政策，最终为保罗·沃克（Paul Volcker）所取代，后者最终将联邦基金利率提到了19%。
中国该不该以“核心通胀率”指导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中国的通货膨胀到底是“结构性”、“输入型”，还是“全面性”、“内生型”？中国要不要走货币紧缩这条整治“通货膨胀”的老路？中国的货币紧缩政策到底能不能解决“通货膨胀”？……
这些问题也许都是大得不得了、玄而又玄的经济问题，回答对了问题就意味着解决了问题的一半。但是，我却想跳出困扰人的经济难题，用所谓的“逆向思维”，来思考这些金融“悖论”。
2007年中国通货膨胀的诱因，首先受制于大豆、豆油、小麦、玉米等农产品价格上涨，随后又受制于猪肉、化肥、石油等商品的价格持续上涨，而所有这些商品的价格决定权，除了猪肉，都不在中国资本的掌控中。或者说，这些商品的价格形成绝不是中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甚至不是国际市场供求双方的力量所能左右的，跨国投机资本的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尽管美国自己的市场监管部门否认类似的结论。2008年，国际市场大米价格在供求对比明显供过于求的基本面下大幅暴涨，中国、印度等大米生产国只有关闭国际贸易一条路方能避免输入型价格上涨威胁就是明证。单纯大米生产国的“有限供给”的实盘已经无法对抗投机资本的“天量需求”的买盘，尽管投机资本家们根本就不想消费仓库中的大米，大米生产国和消费国都无法影响和决定大米国际价格的走向，就如同无法左右石油期货价格升到147美元/桶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