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

政治意识形态是一定政治行为主体，关于社会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美好的一种信仰。

（一）政治意义形态是对社会更美好的承诺

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美好；它实质上是一个改造社会的计划。正如安东尼·唐斯所言，意识形态是“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想，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信仰形式。”特定意识形态的追随者认为，如果他们的计划得到实施，情况将比现在要好得多。因此，意识形态与政治科学不同；它不是努力以平和的、理性的态度来理解政治系统，而是承诺要改变政治系统。例如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就不认为资本主义被取而代之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相反，甚至还多次断然预见了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虽然没有确定比较具体的年月日，但让人觉得他们那一代人可以活着看到这一天，接下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专政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然后人类就会迅速进入历史的终极状态：一个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大同境界。后来，老年恩格斯肯定意识到了这个前景并非妙不可言，因而在马克思身后发出了也许会使马克思大为不快的反悔：“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再往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毛泽东的中国道路论以及其他什么人的各种论，相继对这个原版乌托邦进行了改造，并相机投入了政治实践，直到把它弄得彻底走了形。然而，不管它被彻底弄走了形，究竟是由于它本身的不着边际还是由于实践者的别出心栽，有一个事情是不应忽略的它之所以曾经那么鼓舞人心，就是因有一份堪称是不朽的理想主义情怀，这在经典文本《共产党宣言》中有着毫不含糊的卓越说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自由发展的条件。”

（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计划

意识形态其实就是一个计划。某些诉诸实践的意识形态是丑恶的失败尝试。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包括一定数量的满怀希望的思考，经常在现实面前崩溃瓦解。意识形态憧憬着一个完美的世界，然而现实是非常不完美的。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确对19世纪的经济增长贡献良多，但是它仍然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福利方面的不平等，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危机的复发；在当代自由主义中，它必须被修正。当革命者开始掌权时，关于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千禧年”期望又一次落空了。所有的意识形态，当用其实际表现来衡量时，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缺陷。他们应该被加入其他的补充内容。

然而，哲学家们的理念通常是简单化、普遍化的，让人无法捉摸。意识形态家所要的是行动计划，而不是抽象的理念。例如，马克思“把黑格尔颠倒过来”，使经济生活成为社会一切其它因素的决定力量；列宁又把马克思“颠倒过来”，将他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曾遭受怀疑的落后国家；毛泽东又把列宁的理论应用于一个更落后的国家，但是意识形态家并不关心是否与正统观念切合无间，他们需要的变化。

当这种计划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意识形态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为了更好地奋斗，承受牺牲，人们需要意识形态的激励，他们需要某些方面成为信仰的对象。美国人有时对此难以理解，他们看重的是稳健、调和与实用主义—“如果有用，就用它”，无法理解意识形态在当代世界拥有的巨大能量。越南人（南越人）与越共（北越人）在外表上并无区别，还有着更好的武装。但是那些身处逆境却拥有信念即一种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糅合在一起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越南人战胜了那些缺乏信念的越南人。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人对伊朗国王的失败，对他被狂热的、有政治信仰的革命者推翻也表示困惑。对此不应感到奇怪，应当进一步地思考，伊朗国王是否有一个貌似有理的意识形态“包装”，推销给他的民众。两个世纪前，美国人也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在约翰·洛克和托马斯·潘恩的影响下，为自由和自治的激情所驱动，打败了强大的装备精良的英国人和从德国招募的黑森雇佣兵。这就是观念的力量。

（三）政治意识形态是经济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