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60年来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

               论60年来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

                                       陈力丹

    提要 本文以对传媒性质认识的不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的新闻史划分三个时期，分别对这三个时期新闻报道方式的特点和形成原因进行了论证。作者认为，“事实”与“意义”的关系，是中国新闻报道方式变化中的核心命题。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60年来的变化，基本围绕着调适报道中“事实”与“意义”展开。

    关键词 新闻报道方式 事实 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传媒报道方式，有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两种同质异构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传媒，主要继承的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工作传统。宏观的原因在于，在解放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形势，需要更多地继承解放区党报的经验，随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持续20年“左”倾错误，使得本来应该转向以经济建设的社会环境没有形成。这种情形下，《新华日报》大城市环境中的工作经验和新闻报道方式被忽略，以武装斗争为背景的根据地的党报工作传统被全盘继承了下来。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以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为核心的新中国传媒，其主要工作人员，多数来自根据地而不是大城市，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对后来的一代和二代年轻新闻工作者的影响，自然遵循的是农村根据地的而不是大城市的党报工作传统。

    延安《解放日报》传统的核心观点是：党报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工作而不是传播新闻。这在基本没有新闻需求的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党报发挥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鉴于党报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工作，因而党报报道的事实，自然主要是工作经验、领导机关的指示和具有指导工作意义的人物，事实的选择标准，主要看否体现党的中心工作，而不是新闻价值。对于民众来说，有效的宣传是讲述生活在他们身边的人，而不是政治大道理。在毛泽东的推动下，第一个典型人物吴满有的宣传获得了成功，进而推广到党领导的各根据地。

一、传媒作为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工具背景下的新闻报道方式（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即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新闻总署，任务是领导全国新闻事业，管理国家级的新闻机构。该署随即发布了多项关于新闻报道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文件，1949年12月召开全国报纸经理会议，提出报纸“企业化经营”的话题。随着1952年底全部民营新闻出版单位的消失，中国的传媒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行业化管理新闻业的机关新闻总署在1952年撤销也是自然的。

    在这种体制下，新中国新闻报道方式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报刊工作的经验。不过，那时新闻报道的风格还是颇为清新、朴素，没有一定之规，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的憧憬。1954年前后，中国新闻界全面、对口地学习苏联。1956年刘少奇对这种机械学习有所批评，但是苏联的报道方式仍然较长时间影响着中国的传媒。

    1957年以后，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发生持续20年的“左”倾错误。这种外部环境也影响到中国传媒的新闻报道方式。在行文上，大批判的话语逐渐升温。“文革”前的60年代初、中期，中国传媒针对20多部电影、戏剧，以及哲学、经济学、文艺理论等领域的一些观点所发表的批判性文章和消息，均是大批判行文模式。甚至连生活类的晚报也受到这类报道方式的影响。例如1958年5月11日《新民晚报》的两条新闻标题：

    兴无灭资，又破又立（主题），上海文化出版社举办展览（副题）

    大学生搞臭个人主义，中学生开展五比运动（主题），上午活动分子发出大会号召（副题）

     1964年3月3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林彪关于《解放军报》的指示，提出“如果来稿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对当时的新闻界影响很大。甚至至今受到赞誉的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条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时也加上了一些不存在的“事实”。

    1966－1976年“文革”期间，中国的传媒遭受到空前的劫难。报纸大部分停刊，1967－1972年全国报纸持续五年只有40家左右。全国性报纸《大公报》于1966年9月停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电视台实行军管。

    1966年5月9日，各传媒同时转载《解放军报》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刊登两个对开整版的批判邓拓的材料。北京各中学和大学停课学习这些文章，展开对邓拓的批判；邓拓不堪忍受如此诬陷而自杀。“文革”实际上开始于这一天，随后党中央发出关于“文革”的《5.16通知》。5月9日的批判材料的标题是：

    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大标题）

    一、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二、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三、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吹捧他们的反党“骨气”，鼓励他们东山再起

    四、狂妄地叫喊要我们党赶快下台“休息”

    五、《燕山夜话》假介绍“知识”之名，行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

    “文革”期间的大批判报道方式以这篇材料为发端，此后的表现方式同质异构，媒介审判，有罪推定，诋毁他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批判的武器伴随着武器的批判；被批判者不可辩、不可诉。“文革”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职能越位，长期形成“报纸治国”、“社论治国”的非法治局面。

    “文革”使得解放后继承了延安传统的典型报道，完全失去质朴的一面。行文为了配合中心工作而进行的“合理想象”多起来。这种情形下，此前新闻报道方式存在的缺点被推向极端，政治完全成为新闻本身，新闻报道方式成为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一种专业的业务。传媒上的消息几乎全部由政治术语编织而成。例如1973年4月18日《人民日报》消息《首钢炼钢厂创造转炉炉龄新纪录》中的一段：

    正在这时，当二号炉炼到六百零三炉时，突然发生了炉衬砖剥落的情况，只有采取加强喷补的办法才能继续冶炼。这时，厂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和职工们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只争朝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教导。大家说，毛主席的这些教导，都有一个“争”字，我们干革命就是要争。工人们提出班班必争，炉炉必争。

    在生产的紧要关头，不是想办法解决突发问题，而是坐下来学习毛主席语录，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在“文革”期间的报道中很常见。对精神力量的强调无以复加，于是走向了荒谬。

    再如1972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通讯《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这样写道：

    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正旺。李月华心里也有团火。她要把在专区医院学到的技术，全部献给贫下中农。她要用自己的革命实际行动，去批判刘少奇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

    这样的报道显然不真实，但很普遍，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新闻报道的特有思维方式。

    从1966年5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开始至毛泽东逝世，他的任何活动报道均绝对置于报纸头条，标题字号和照片越来越大。

    由于“文革”中大部分领导干部陆续被打到，后又有少数复出，均没有预知的程序，人们只能通过“两报一刊”透露的领导人活动信息和报道位置和领导人排序的变化、语言的表达，甚至字号的使用，来估量政治形势。这种情形反过来强化了按照领导人实际地位安排报道版面的潜规则，用新闻价值衡量事实的新闻业务理念殆尽，并且影响至今。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后，汪东兴负责的中央宣传口曾通知各传媒，关于华国锋同志的报道规格，要与毛泽东的相同。于是，从10月25日起，全国各主要报纸关于华国锋的报道规格，遵循“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报道模式，持续了两年。

    1976－1978年的中国传媒业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传媒的内容与“文革”期间的内容具有质的变化，但就新闻报道方式而言，尚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同构异质。例如成为历史转折点标志的《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6日242字头条消息《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基本是是一种政治表态，没有确切的事实细节，充满政治术语和形容词、副词。由于当时人们的兴奋点在于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化，对此的感觉被暂时忽略。

二、传媒“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背景下的新闻报道方式（1978－199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治国战略的重大变化，需要各方面的思想解放。当时，中国的传媒在推动社会思想的解放方面，成为思想上的中心。从新闻报道方式的角度看，传媒仰仗的仍然是以往政治思想上的强势，从而成为反映党内思想斗争的窗口。新闻报道的架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内容更新了。中国传媒以映证式的传统报道方式，仰仗公众对传媒的公信力，打开了思想层面改革开放的新局面。这种报道方式的特点是：把党中央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作为大背景，让实践检验真理，通过讲述具体事件阐发宏大理念，以俯视的视角和正义的气势，力排众议，推进改革的进程。批判的语气、激昂的字眼、短促的排比句、隐喻和转喻等等，是常见修辞手法。

    传媒所以能够仍然运用这种报道方式实行引导，在于中国的主要传媒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迅速转变立场，顺应了人民的意愿，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同样的报道方式，在“文革”后期采用中却遭到普遍抵制，最典型的便是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头条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在周总理追悼会前一天，这条消息却强调：“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而1980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文章《长途贩运是投机倒把吗？》，却被农民挂在扁担上，作为“合法”的依据，挑着货物去赶集，因为报道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长途贩运是商贩运用自己的工具、通过自己的劳动，把商品从产地运到销售地，从而获得一部分收入，这不是“投机倒把”。

    这种映证式的报道，其运用的峰顶恐怕就是《人民日报》1987年10月6日头版的通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了。它以气势磅礴位势，采用大跨度时空、多种样式兼容的笔法，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和历程，其开头和结尾至今读起来令人激情澎湃：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方去？

    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

    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多少次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民族振兴之路——改革！

    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激昂旋律吧！“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民族历来有在紧急关头奋起的非凡凝聚力。

    加快改革！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种报道方式走到了顶峰，同时就意味着要走下坡路了。当“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用语，1992年党的十四大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个更为科学的概念）真正来到以后，映证式报道的俯视角度，已经不再适应新的传媒与受众的关系，与受众平视的报道方式逐渐替代了原来的方式。

    这一变化是渐进发生的。新闻报道方式回归到报道事实，政治不能替代事实的报道等的认识，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就已经被意识到，但仅限于少数人。1977年，1980年2月，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在《新闻战线》发表文章《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他说：“我们办了三四十年的报纸，现在也要讨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的问题，这些虽是基本常识问题，但经过‘四人帮’的破坏，要拨乱反正，得从头开始，所以我说有点像‘返老还童’。”同年9月10日，上海市委批转《解放日报》、《文汇报》党委5月20日提交的关于改进会议新闻报道的请示报告，该文件最早提出“负责同志下基层了解、调查情况，参加劳动、参加群众性活动等正常工作活动，也不作报道，不拍照片登报”。[1]

    然而，新闻学界当时对什么是新闻，却还在争论，其中“新闻是报道或评论最新的事实以影响舆论的特殊手段”的定义，初期为主导意见。而1980－1988年由《新闻战线》编辑部和北京新闻学会（后来组织单位有所扩大，单位名称也多次改变）组织的全国“好新闻”评选，在实务层面有力推动了中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改革。1980年首届好新闻评出的1979年“好新闻”成为新闻报道方式的标杆。例如一等奖的首篇《“活着的黄继光”杨朝芬》，被评上的原因就如当时的评论所说：“它没有空话，没有英雄跃起爆破时‘想什么’的‘神化’镜头，也没有英雄舍身刹那‘说什么’的‘闪亮’的豪言壮语。它朴实地记述事情的经过，用人物的行动来反映人物的思想面貌”。[2]

    1980年10月29日傍晚，北京站发生爆炸事件，死伤几十人。就在新闻学界为公开报道这件事情是否给社会主义抹黑争论的时候，《人民日报》在事实发生后的第二天（31日），在头版中间位置发表消息（新华社稿），客观报道该事件。11月13日，《人民日报》还是在头版，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后续报道。消息仍然是客观报道，还公布了所有死难者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这是对死难者亲属的一种告慰，是一种独特的传媒人性化的报道方式。建国以来，我国的传媒还没有以这样的突出版面和客观报道的方式，报道过一起负面的突发事件，公开死难者的姓名、单位和职务。

    冲破僵化的写作模式的另一个很小的切入口是白色新闻。1982年新华社记者郭玲春的报道《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文学化的叙事，清新、婉约、细腻、深情，一时很多记者模仿。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典型报道从朴素的吴满有式报道，逐渐丰富起来，除了在文字表达方面越发文学化外，更多地受到政治斗争形势变化的影响，“真实”这个基本要求，更多地服从于宣传的意图。“文革”典型报道的极端形式，打破了人们对它的迷信。

    典型报道最显著的特点是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它不具有新闻价值。典型报道传播途径自上而下，我树榜样你学习，而典型报道的成功与否，主要决定于“榜样”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阶段和人民的心理接受状况。当运用典型报道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典型报道由于惯性可还会发生作用，但不会长久。

    1986年记者樊云芳等的《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为代表的“中性报道”引起全国轰动，《光明日报》收到1600多封读者来信，报纸上辟出专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讨论。中性报道刻意远离主观评说，只客观叙述事情的原委，不对各方的做法作评论，只对事件做全景式的透视，以事实本身所具有的哲理，启迪读者思索，而不是简单、生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记者和读者的双向交流，激起共鸣。

    1988年1月13日发生在深圳蛇口的一次青年教育家与青年的座谈会，引发所谓“蛇口风波”的讨论，一定程度涉及到树榜样宣传的传播效果问题。一位青年写道：“中国青年现在最缺的是什么？最缺的恐怕恰恰不是千百万人变成一个榜样的衍生物、相似形，不是‘多’变成‘一’。恰恰相反，是‘一’变成‘多’，变成五彩缤纷，别具一格，即每个人成为他自己。千百万个独具个性的、有质量的、充满批判精神和创造性的人，才构成一个有个性的民族，有朝气、活力的社会。如果说人类和这个世界的其他现存物有一个本质性差别的话，那就是人不能批量生产，人不能模式化、单一化。”[3]

    与此同时，大量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由于与典型事实相联系而成为新闻人物，他们不是“高大全”，但有特色，甚至代表了党的政策的某个方向。80年代这种报道的兴盛，给以往多过主观因素的映证式报道，开辟了一条改革之路。其本质特征是：新闻叙述在“呈现意义”和“报道事实”两个维度间发生了从偏向前者到偏向后者的变化。

    新中国的传媒人长期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己任，做党的驯服工具曾经是共产党员修养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的新环境要求传媒人具有自身的主体意识，主动地、创造性地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蹚路。这方面影响新闻界报道方式变革的，是《中国青年报》1987年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篇通讯《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四位作者在大兴安岭火场摸爬滚打十几天，一幕幕非常现实的问题，给了他们一次机遇，来深刻思考发生火灾的原因。他们写出了这三篇通讯，主题分别是火与社会、火与人、火与自然。他们的作品无意中成就了随后被称为“深度报道”的一种新闻报道体裁（类型），影响至今。作者们讨论的已经不是火场发生的事实的细节，而是一种对事情发生原因的宏观思考。他们采用立体化的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地解剖新闻事实，突破了因袭多年的两极化、平面化、简单化的新闻报道思维习惯。

    1990年，针对新闻呆板、不新鲜等问题，全国记协开展“现场短新闻”评选。李瑞环在现场短新闻颁奖会上说：“我们应当注意，不能由于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而影响了新闻宣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新闻宣传要使人感到亲切，轻松，喜闻乐见。”他还强调：“新闻，当然首先要真，第二要新，第三要短，第四要活。有的文章可以短的应尽量压缩，只有压缩，人家才爱看，才能增加信息量。这也叫尊重人，尊重人的时间。”[4]这实际上是大众传媒回归新闻本位的又一次努力。几年“现场短新闻”报道方式的普及，无形中适应了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媒以职业化的新姿态，进入多样化表达的传媒报道时代。

三、传媒作为“文化产业”背景下的新闻报道方式（1992－今）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党的十四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面临市场经济，中国的传媒实际上是在一轮又一轮从幼稚、低级的报道方式向较为成熟的报道方式转变中发展壮大的。其变化发展的主要情形是：

    1. 报纸版面从“假头条”、“多头条”，发展到多版组。

    2. 图片新闻从“配合文字”，发展到领引新闻的“泛视觉化”。

    3. 形成党报、央视新闻联播等与大众化传媒两种并存的新闻报道方式。

    4. 电视新闻持续现场直播，进入同步新闻报道的时代。

    5. 新闻报道小众化，传媒利益天平倾向“主流人群”。政策上如何适当抑制传媒无限追求利益的冲动，给予传媒为全社会服务以利益引导，逐渐确立传媒业的专业主义职业意识，是一个现实问题。

    6. 阐释事实（时事评论）成为传媒新的竞争点。

    7. 地方传媒实行放眼全球、全国前提下的“新闻本土化”。

    8. 报纸、电视、网络联动报道，受众进入“速览时代”。

四、几点总结

    1. 事实选择回归新闻价值标准

    60年来，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经历了太多的变化，其中 “事实”与“意义”的关系，可以说是中国新闻报道方式变化中的核心命题。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最近60年的变化，基本围绕着调适报道中“事实”与“意义”展开。

    1978年以前中国传媒的新闻报道方式，叙述轨迹基本相似。不论报道的内容是什么，“念念不忘突出政治”是共同的特点。例如，体育比赛取得好成绩，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经济建设成就斐然，是遵循正确政治路线的结果；哪怕是纯粹私人的事项（例如结婚），也被赋予政治内涵。政治作为唯一需要被呈现的意义核心，渗透到新闻叙述的各类对象。

    改革开放之后，新闻叙述在意义呈现方面的最大变化，在于新闻叙述的核心内涵已不再是唯一的政治了，呈现为多样视角和价值并存，新闻价值逐渐回归本位，叙述开始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满足受众和社会的多层次需求。新闻报道中的逻辑推理，也逐渐摆脱把政治作为唯一动力的模式，开始重视经济、文化、个人等多方面的原因。

    此外，新闻中的“政治”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神话式的解读（如领导人报道中的个人崇拜）或附加庸俗政治套话的现象，明显减少，新闻报道在多样化的社会视角下重新寻找适当的政治定位。

    1992年以后，“市场”标准对新闻报道方式的渗透越来越大。就中国新闻报道方式的改革而言，“市场”标准的渗透是一种促进力量，它使得传媒正视受众，逐步发展出专业空间。但对“市场”要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利益是“市场”价值衡量的唯一标准，现在已经在一些报道领域中显现资本对新闻报道方式的侵蚀，例如广告软新闻在媒体中泛滥便是表现之一。

    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真正开始“更替”原有的模式，开始于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变化持续至今，并没有完结。新闻报道方式处在多种社会力量推动和角力之下，80年代表现出结构转换，但尚不明显，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异质同构的改革，政治话语仍然为中心。90年代中后期，新闻报道方式的结构性变化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多种社会力量的碰撞、融合、妥协，在新闻报道方式的变化中留下了种种痕迹。

    2. 新闻报道的道德理念向“以人为本”转变

    中国传媒新闻报道方式的演变中，还发生着另一个观念的变化，即人的价值逐渐被看重。1978年以前的新闻叙述中，“人”服务、服从于某种更高价值的理想（不管其是否虚妄）。例如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中国在联合国散发《人民日报》8月2日社论《英雄的人民不可战胜》，以此婉拒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提出的由联合国提供援助的建议；8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英雄的唐山人民》写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一贯仇视人民群众。他胡说什么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把‘物质刺激’看作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灵丹妙药。蓬间雀哪里懂得鲲鹏之志，骑在人民头上的党内走资派，哪里能理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的崇高精神境界！开滦医院医生谢美荣，是一个普通的妇女。她在地震中被亲人解放军抢救出来以后，不管身体虚弱，不顾身上伤疼，立即投入了营救伤员的战斗，日夜奋战在第一线。我们要问，谢美荣这种忘我的工作热情，难道是‘物质刺激’刺激出来的吗？”这样的报道，面对在24万多人的死亡、伤者无数的重大灾难，“人”的价值微不足道，甚至被强行绑架到党内政治斗争的战车上。

    2008年的汶川地震，死亡8万多人，党中央 “以人为本”的观念已经得到了全面的落实，这不仅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行动中，而且体现在无数新闻报道中。我们的媒体已经意识到，以人为本是全社会的共识，这个理念无形中会逐步内化为多数新闻工作者自觉秉持的职业理念。

    3. 报道结构呈现职业化

    新闻不是政治本身，新闻报道方式有自身专业化的架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传媒的职业意识开始彰显，新闻专业主义成为一种职业化操作的理念，在与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的交融、渗透和碰撞中，行业的行为边界逐渐明确，新闻报道的架构逐渐显现出专业的视角。现在存在着两种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下面是研究者对两种理解的图式：[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