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世纪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国家文化形象却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读”，各种“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频频出现。这促使我们反思：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应该如何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形象？
晚清以降中国遭逢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从世界中心沦为“远东”这样的边缘，遭遇到文化身份的诸种危机。百年来，中国文化一直在不停寻找并确认自己的身份，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形成了“现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现代化具有自己的合理性，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但现代化并非只有一种，现代化不是美国化，而是各个国家自身的现代化。现代化并非全盘西化，而是全世界脱离物质贫穷、脱离思想困境、脱离低下的生产力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现代化就是创新。
中国古人并不缺少创新的勇气，孔子的“吾从周”就包含了这样的因素。《礼记·中庸》，“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太远的夏不足证文献，殷商遗民已经衰微，只有当代的“周”才是可以认同随从的，所以要与时俱进，根据现实来创新。但在今天，无论思想、艺术、制度还是科技层面，创新都变得很难。例如当代中国学术论文都要有所谓“创新点”，但很少真正创新之作。纵观学术体制内硕士、博士的选题，往往是过去西方人研究了几十年、上百年的问题，偏偏无视或不讨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问题。这种令人不解的状况恰恰代表了当代中国缺少创新的现实。其实不少人已经意识到创新问题的必要性和困难性，“回望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史，真是既令人尴尬、又感觉非常奇怪——历史上，中国人其实是最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在科技生产领域影响深远的‘四大发明’自然不遑多论；就思想和文化艺术方面，从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精彩纷呈，到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到元曲的不断流变，再到遍及各地丰富民间艺术的绵延悠长……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艺术不仅原创性都非常强，而且更是代有创新，多数都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成就，有些内容迄今仍在熠熠生辉，发挥着其独特的价值。譬如《道德经》、《孙子兵法》等，直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在世界上至今备受推崇。为什么今人却迟滞了发明和创新的脚步？中国人的思考和创新活力是丢失了，还是在哪里被阻隔了呢？”
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习惯了在一种固有的时间模式下看待文明，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间序列中，中国永远是一种历史遗留物的形象，对待西方的现代化只能“追赶”，而作为边缘的东方只能“靠拢”西方，对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化创新而言，这无疑作茧自缚。中国有必要对世界历史发展的脉络，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崭新理路。
一 太空文明时代到来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机遇
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中国历史被强行纳入丹尼尔·贝尔所分成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历史轨迹之中。“走向现代化”这一命题暗含着一个预设，似乎我们就被命定般地搁到了前现代，在西方已经走出现代化并走向后现代的同时，中国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进入现代。
被预设了前现代的身份后，按照这种模式，中国将很难同西方在新的平面上平等对话。今天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人均GDP排名却不容乐观。在此意义上，中国只能将自己定位在第三世界，与此同时，后现代思潮却过早进入中国并在文化领域引起更多争议，造成了认识上的冲突——中国是否进入了后现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处于前现代，坚持现代性的学者认为中国还处于现代性未完全展开的阶段，而坚持后现代立场的学者却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后现代。
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中国以西方现代性的时间体系作为坐标。西方的知识体系使得中国永远落在了时间维度上的滞后层次，因此需要加入东方的空间感。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人类的本体论应是时空本体论，而不仅仅是时间本体论。现代（modern）是一个时间概念，意指正在过去的一霎那间，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其引入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汉语、现代思想、现代哲学、现代宗教都以这个时间为坐标，这里有很大的问题。因此。在思考人类的文化圈、文化创新的维度的时候，应该有空间层次。在此基础上，应该重新修改西方这种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时间观，提出从大陆文明到海洋文明再到太空文明的时空序列。
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