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人们对政治的兴趣的差异是相当大的。(1)经济社会地位不同，人们对政治的兴趣就不一样。社会地位高、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人群，对政治的兴趣明显较高。这些政治参与主体被称为“积极公民”。然而，在特殊时期，比如社会激烈动荡的,社会地位低的公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也可能会很高。这种情况也是由政治的本质（调整利益关系）所决定的。(2)随着年龄的增加，对政治的兴趣也会增加。但是，到了退休前后，这种趋势又会呈现相反的方向。(3)居住集中程度高的公民比集中程度低的公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要高，城镇高于农村。但是，在挪威，政治参与的频率与教育水平、经济状况等联系不明显，而在日本、法国、以色列、北欧等国家，农村参与率反而比城市高，这主要是受长期的村社传统影响所致。(4)加入社会组织的公民比不加入社会组织的公民参与政治的兴趣要高。(5)男人与女人对政治参与的兴趣要高。上述特征仅限于一般的描述。
政治参与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首先，政治参与能够有效地促进政治的多元化和民主化，有利于现代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与政治参与在选举权上过去曾普遍存在着资格限制，称限制选举（limited suffrage）。法国在1830年规定每年纳税300法郎以上的人才有选举权；英国在1832年以前规定每年纳税40先令以上的自由地主才有选举权；在19世纪以前的美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家都存在此类规定；今天的巴西、美国的个别州仍对选举人在识字方面有所限制；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除瑞典、挪威、丹麦、芬兰之外，其他国家的妇女都没有选举权，因为她们在大战中的良好表现，英国和美国等国的妇女才在战后获得选举权，而德国、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国的妇女则在二战之后才获得选举权。普遍的选举权（universal or general suffrage）是各种政治团体不断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发展的结果。英国工人阶级的积极参与终于通过1832年的改革使大部分中产阶级获得选举权，英国也因此稳定地渡过了1848年席卷欧洲的革命风暴。由于产业工人的积极参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的成年男子基本都得到了选举权，资本主义世界的稳定也正是在此之后取得的。
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除选举之外，像请愿、游行示威、舆论媒体等，都可以对政府形成一定的制约力量，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