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考察几个今天的案例。你一定认为YouTube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办公地点在加利福尼亚圣布鲁诺一个不起眼的办公楼的三层。被Google收购前仅有67名雇员。另一方面看，它也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在被Google收购时，YouTube成立了不到5年，价值16.5亿美元；而同时期被新闻集团收购的百年企业道琼斯公司，也不过是60亿美元的估值。“传统地”看，这个数字不合情理，但YouTube不是传统公司。——被Google看中的并非是不起眼的办公室和技术，而是在YouTube上拍摄和上传视频的上百万用户，和他们为网站带来的流量。被看中的是社区！——以社区为主要资产的企业还有：Facebook大约有700名雇员，这对于一家被微软估价150亿美元的公司来说，可谓人员精简；2007年初，维基百科只雇佣了5个人；而大英百科全书，则是由超过4000名支付报酬的参与者和100名全职编辑完成的。（这些例子中，社区都取代了公司。传统企业不会很快消失，但它的统治地位已受到威胁。）互联网改变了做生意的方式，也改变了公司的本质。管理学者托马斯·马龙为此提供了佐证：今天的许多行业中，公司的平均规模正在变小——这说明由互联网带来的效率迅速降低了交易成本。（我认为，尼格罗庞蒂的观点更准确：“公司同时在既变小、又变大”。）
消费者也不会在真空中创新，他们形成了“用户创新社区”。社区有一个重要功能：为志同道合的人们提供社交场所。但用户之所以能在社区中更好的创新，最重要的原因是社区的构架为创新者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创新者可以通过IM，电子邮件，以及BBS的帖子互相交流，互相协作；工作中，社区成员利用工具改进、评估、整合工作，而这些工具大多数也是他们自己开发的。这就像互相协作的各种社会团体或合作公司。为了让社区更有效率，成员们要遵守一个公认的社交规则：免费公开自己的创新内容，改进他人的创新内容, 放弃相应的私有利益。
那么社区是如何激励（如何不是“管理”的话）大量的长期参与者呢？哈佛大学的约齐·本克勒在2006年《网络财富:社会生产如何转化为市场和自由》的书中有一个答案：在研究了众多Web2.0案例后他认为，一种新的经济生产模式出现了，本克勒将其称为“社会生产”。他的“社会生产”指的是，个体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个体既不是靠市场组织起来，也不隶属于任何管理体系。激励有外在的和内在的——外在激励通常是“胡萝卜”（某种经济回报）加“大棒”（老板的责骂）；而内在激励主要指行为动机，如对创造的需求，对某个项目的信心，社区责任感，或在某个社区扬名的机会等。调查显示，对开源软件的程序员们来说，更受用的是内在激励。这能够部分解释，人们为什么会为亚马逊写书评，或在iStockphoto上花无数时间教初学者摄影基本知识。知识经济中，激励工作变得日益重要。因为它的原材料不是钢铁，而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这种资源极难以度量和货币化、组织和管理，社区的出现恰逢其时。“社区总是对的”，这是对“仁慈的独裁者”原理的补充——社区的确需要一个决策人；这个人同时也是助手、安慰者、偶尔是某种纪律的监督人——但最终，“独裁者”的权威只是道德上的，有说服力的、但不是强制的。“你可以试着引导社区，但最后你还得听他们的”。
文化的改变：更为平等、开放的商业文化
个人知识的权力。未来学家托夫勒断言，21世纪的权力将从暴力、金钱，转向知识。（《财富的革命》，2001）更早一些时候，马克思也断言：“一切的等级制，都是知识的等级制”。在旧经济的等级制中，你所拥有的职位决定了你获取知识和信息的能力，也就决定了你的权力；而在分权、网络化的虚拟组织中，权力来源于你知道的知识、和你所了解的人——即“知道谁知道什么”，趋势是工作和财富将转移到知识存在的地方!
还是德鲁克，他在50年前就指出，“21世纪前20年将出现一部伟大《知识论》，相当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9世纪经济学中的地位”。知识资本的研究还有诸多难题：知识如何传播？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差异？知识价值如何估价？如何交易？等等。
在 《社会中知识的使用》中，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评论道，社会对于那些既不存在于学术界也不存在于公司会议室的知识，即那些“某个特殊时空环境下的知识”，是无法做出恰当评价的。这样的“局部知识”，现在通常叫“私人的隐性知识”，这让几乎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知识经济的悖论是，知识传播的范围越广，知识的社会价值越高，而知识的个人价值越低。（《知识资产》，博伊索特，2001）——但如何获取这些分散信息的研究尚未完成，“社会的每个成员只能拥有全部知识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社会上其余的大部分工作，人们都无从得知……文明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都能从不知道的知识中受益。文明可以帮助我们战胜个人知识的局限，但并不是通过掌握更多的新知识，而是通过利用那些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广泛分布在大众当中的知识。”哈耶克的思考出现在互联网之前，互联网在汇聚和利用分散信息的能力上，超出了他的想象。
平等的创造者。“众包”与福特主义是对立的，后者代表着主宰工业时代的流水线精神。而众包提供了一种假设：我们都是创造者——艺术家，科学家，建筑师，设计师……或者他们的结合。它带来了希望，探索创造性表达的新途径，释放出一种潜力，即每个人都能在不止一种职业里追求卓越。众包所包含的这种潜力，换句话说也是种威胁，它提供给某个职业一种思路，就像在工业时代提出了手工制品——互联网上大规模的个性化，成为了可能。（《长尾理论》，2006）
社会人而非企业人。另一点文化上的转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从在感情上，不再狭隘地属于某一个公司的企业人，而成为属于整个行业的社会人-- 职业人更是社会人。又是德鲁克，他说，“公司也是社会政治的机构” ——经理人的决策依据，并不是“什么是对的”，而是“什么是公司可以接受的”。经理人既不能做出牺牲公司利益的决策，也不能做损害消费者的事情。这是从道德上的自我判断，从感情上也是如此。
教育过度的副产品。西方中产阶段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受到的教育过多了。美国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岁~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翻了4番”。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尽管近年来的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比如工程、商业、通讯等能尽快谋生的学位，但可以看到，大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专心致志的人类学的学生，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学生们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播客之类的技能，但会迅速地将这些所学运用到生活中。开始是选修，逐渐成为兴趣，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能轻易在BBS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
消费者的创新权力。2005年，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团体的领导人，里克·冯·希贝尔出版了《民主式创新》，讨论消费者如何慢慢地获得创新权——生产的权力也决定了分配的权力（林永青语）——“富有创新精神的用户能自己将真正想要的东西制造出来，而不是让制造商代为完成（大多数时候不尽如人意）。”冯·希贝尔写道。众包并无一系列固定的规则，有时最好的战略就是运用才华即兴创作和创新。
众包也需要领袖。对众包的误解之一是，大众是分开工作的。事实上最成功的众包都是由大众和指导他们的某几个人合作完成，这些人在开源软件中称做“仁慈的独裁者”。2006年，计算机科学家杰龙·拉尼尔发表文章在网络杂志《边缘》上，名为《数字毛泽东主义》。他有一些精辟的总结——“在我所知道的（运用）集体智慧的每一个实例中，都有一些善意的个人，他们指导和鼓舞着群众。他们把注意力放在集体身上，在某些应用中，他们也纠正了一些人云亦云造成的错误。”换言之，就像在开源软件计划Linux中林纳斯·托瓦兹的作用一样，因为我们需要一些决策者，社区也需要领袖。
结语：社会生产的更多推动力...
任何人希望用几千个字来全面描述本书内容的任何努力，都将是挂一漏万的——去认真阅读和享受《众包》吧，它帮助你预测市场和投资未来，它描绘了新社会生产和新商业的完整画卷。
从更宽的视野，我也尝试着用几十主题词描述一下我们已经置身其中的2.0网络世界和网络社会：个人品牌、微媒体、隐性知识、知识管理、数字移民和数字原住民、个人的全球化、“平”的世界、去中心化、用户创造价值、产消一体、长尾效应、维基经济、P2P、社会生产、无市场经济、数据为王、商业生态系统、无时间的空间、无空间的时间、虚拟现实、虚拟企业、跨平台工作流、开放的社会化、市场即对话、语义网络、云计算、无处不在的移动、六度空间、小世界理论、社会信任、社会资本、文化认同、商业和政治民主、社会网络、网络就是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