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大学的种种问题发展到今天，似是积重难返，我们研究大学体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找到中国大学积弊过多的根由，并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大学体制改革的思路。丁学良教授在国内外多所著名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对于国内外大学的情况从各种表象的比较，以至深入到对大学体制的剖析，都有着非常独到的看法，希望本文能够对读者有所启发。
现在国内的公立高校的体制存在哪些问题？
丁学良：存在的问题太多了，哪一方面都存在着问题，不是一方面出问题，从学校的管理制度，从学校的招聘教员的制度，从学校招生的制度，从研究生的制度，从学校的做研究的基金怎样的竞争和怎样使用的制度，学校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制度，教师教学能力、教学水平、教师素质的评价制度，对学校硬件建设的方式，学校弄来基金怎么花费这些方面，每一个方面都有很多很多很基本的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造成你是否能归结到一个根本的原因上去？
丁学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我们从1952年以后，把中国近代的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原来一个伟大的、本来和国际上最好的大学的体制接轨的这么一个主流的大学的传统基本上给中断了。1952年以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模式，斯大林模式主要不是要办大学，他要办的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
高等技术专科学校有非常重要的合理的方面，这个合理的方面就是因为，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要快速的搞工业化，而苏联搞工业化主要集中在跟军事有关系的重工业方面。在那个时代，军事重工业在全世界的技术水平也是比较稳定的，就是说技术、原料、设计、制造、使用、修配等等是怎么样的，这些都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当时斯大林就把苏联的以及原来俄罗斯的很好的大学进行改组，进行重新的安排。
1952年后中国学的就是斯大林的方法，把所有不同的大学的膀子全部砍下来，把所有这些膀子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大学；然后把所有的大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大腿集中在一起，也变成一个高校；然后把所有的小腿也砍下来，把所有的小腿拼起来，作为一个高校；最后把所有其他的部位砍下来，分隔开，变成一个同类的高校。采用这种模式，如果是这个国家二流三流的高校这么搞起来则问题不大。但1952年的时候一刀切，中国的最好和最伟大的大学，都这么干了，这样造成的后果就非常严重。严格意义上讲，从1952开始，中国就没有国际主流意义上的这种综合型的大学了，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看一看1952年以前，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经济以及社会条件很差的时候，中国最好的大学仍然能够产生非常杰出的教师和非常杰出的学生。但1952年以后就基本上看不到这种现象了，因为体制被弄乱掉啦。首先是大学变成了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然后对这些高等技术专科学校的管理又像是对工厂一样的管理。苏联做到这一步就没有再做下去了，但中国比这个做的厉害，中国后来还来了个“文化大革命”。所以中国的高校在1952年以后，受到的是这两波的破坏，如果要说负面的影响的话，是全面的，是深刻的，这远远超过了苏联本身。所以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高校进行所谓的恢复，也就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也就是尽可能的从“文化大革命”时那种全面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好不容易到了1990年代初期，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比较好的情况下，假如这个时候，大家能够在高校体制上取得一个共识，说，我们应该回到1952年，回到照搬斯大林模式以前的那个国际高校的主流模式上去的话，那么随着1990年代初期以后无论是政府、民间还是社会对中国高等教育投资幅度的增加，就有可能在1990年代初到现在为止的这个15年期间，将中国的高校在体制上理顺，之后再加大财政的投入，这样我们就会能看到中国高校在量上和质上的一个非常显著的进步。
可是在1990年代初期以后，人们都不是注意理顺高校体制，从那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就是加大钱上面的投入，钱的投入虽然是很必要的，但绝对不是充分的。如果这个体制很好，你投入的越多，产出的效果就越棒，或者在有限的投入下，产出的效果都会很好。而因为没有把体制理顺，钱投入了很多，却还是产生不了他预想的效果，而且很多方面投入的钱只能产生腐败的效果，这就是高校走到今天形成的这种情况。结果在1990年代初期以后，在大量投入钱的同时，又开始对高校进行全面的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做法。高校是一个具有特殊的、科学的规律的机构，他有着特有的性质。我们没有把精力放在研究高校怎样为国家做出最大的贡献，以及为了这样的目标高等学校应该怎么管理这些方面，没有把高校作为一个特有的机构来进行管理，而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衙门来进行管理，所以中国高校现在变得非常糟糕。现在我都不知道如今的这些国内的高校还有没有可能从目前的叫大家非常不满意的状况中走出来，或者能不能用比较短的时间走出来，我对这个很怀疑。
从2000年以后，很多高校也都开始合并为综合类高校，比如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但是你说的这些问题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是不是可以说其原因并不在于是否采用斯大林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