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是中国高新区的一面旗帜，无论是探讨中国高新区模式的成功还是失误，中关村都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板。
1980年，中国着名核物理学家陈春先到美国考察，他参观了硅谷，像许多去参观的人一样，他被深深地震撼了。这种震撼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回国之后他提出在中关村打造“中国硅谷”的设想，并率先下海。20多年后，中关村气候渐成，但是作为先驱者的陈春先却始终没有熟悉商海的水性，黯然退场。
这个问题并非中国的科技人员所独有，科技新创企业成活率低也是全世界的高新区要面对的难题。事实上，正是因为硅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它才成为今天的硅谷。
人们经常比较波士顿128号公路和硅谷，前者无论是在基础条件还是在人力资源储备上都不比后者差，但是无论是创新公司的数量还是规模都无法和硅谷相比。在探讨硅谷模式的经典之作《硅谷优势》中，一位从波士顿128号公路地区迁往硅谷的创业者杰弗里·卡尔布（Jeffrey Kalb）这样说道：“128公路地区和硅谷的产业结构存在着根本性差别。128公路地区由大公司组成，他们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不仅仅是些小事，还包括主板、芯片、显示器和磁盘驱动器等所有的一切。小公司在那种环境下很难生存，因为他们不容易拿到这些元件。这不仅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种能量，一种能获取一切的能量……但是在硅谷的基础设施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说它不仅仅是一件事情，它是劳力、物力、原材料，更是时间。当你处于起步阶段时，时间就是一切。作为初创企业，入市时机是仅次于现金的重要因素。如果这些资源触手可及，你就比较容易做出决策。……这就是你作为初创企业所面临的环境，一种迅速决断、迅速行动、迅速变化的文化氛围。……你只有亲自在这儿工作过，才能真正意识到硅谷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多么与众不同。”
在比较了诸多指标和案例之后，《硅谷优势》总结道：“硅谷持续的优势来自多种因素，而远不是任何个人或单个公司。更确切地说，硅谷的优势来自其整体环境--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这个栖息地随时间自我发展，随着一代又一代新兴企业与新技术的成长而成长。”
换句话说，硅谷成功的最根本秘密就是这样一种适宜于创新与创业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新型企业得到最大限度的呵护，无论资源还是资本，无论机制还是文化，都让这些新型中小型企业如鱼得水，最终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小到大、从失败到成功。
硅谷是这些科技创新企业的育婴室和幼儿园。硅谷，就是一个大孵化器！因为，所谓孵化器，就是指通过提供一系列新创企业发展所需的管理和资源网络支持，帮助新创企业成长和发展，使其具备自生能力，最终能够独自应对来自市场的风险。实践证明，在缺乏扶植的条件下新创企业成活率很低，而在孵化器中成活率则能提高到80%以上。
在方兴东等人看来，今天中关村科技中心地位的失落也正是由于对草根群体，对高科技创新群体关注的缺失，是这种孵化文化的缺失。
中关村并不是没有孵化器，凌志军在清华创业园中看到的就是一幅生动的孵化器图景……
“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子，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会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或者方兴东没有看到这一情景，但更可能的是方兴东们认为，单单清华创业园这样一个小的孵化器无法代表整个中关村曾有过的那种创新气息，那种曾经涌动在中关村的创业气息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落了。不管这场争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一个公认的观点是，无论是硅谷，还是中关村，无论是高新区，还是一个城市，要想鼓励创新，必须先打造适合创新的土壤。这种创新的土壤不仅包括硬件，更包括制度、文化等软环境。
这个看似直白的道理真正操作起来却并不那么不言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