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7日的《经济观察报》用2个半版抒写一篇题为“以色列崛起之谜”的文章，文章讲述的以色列的可圈可点之处令我感动，同时，其中的道理，也使我振奋、回味。文章用一半的篇幅讲述以色列这个建国只有58年时间的国家，如何从一无所有的荒漠到世界前列的农产品出口国，再到世界超级经济强国的；又用一部分篇幅来讲述其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动作与所成；最后，用较大的篇幅讲述其“软实力”。由此，便递次给出了三个关键词：物质，制度，文化。
（一）
在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物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时，制度的优劣与否将会决定着某个群体的生死存亡；而在高度网络化、扁平化的今天，竞争变得异常残酷，任何的技术、设备即物质层面的因素，亦或是制度层面的因素都将是靠不住的了，都有可能被别人学了去，或者是被人超越。只有文化是他人学不来、拿不走的。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企业，甚至一个人，其信奉、遵从的文化（价值观）之强势与否、优越与否决定着他的生死存亡、功过成败。以色列的崛起史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我们亦可从中窥见未来社会及其发展的一般趋势。
这些年来流行的“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种种物质实力而言的无形资产，具体包括文化的感召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国际关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要素。
以色列人口中有四分之三以上是犹太人。在犹太文化的架构中，2000年来始终保持着对“一个神、一本书、一种信仰”的忠诚，最终孕育成全球化“四海一家”的“犹太一体观”。而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回家”所带来的资源所引发的全球化资源大重组，大配置，为以色列日后的崛起打下了最宝贵的、坚实的基础。这其中尤其是人才资源的大聚合，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前花旗银行副董事长）在2005年5月1日之前，还是个美国犹太人。
与此相联系，更为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以色列，只要你信仰犹太教，无论你来自哪里，都可以皈依为以色列公民。正因如此，今天的犹太人不再是一个确定的种族，而是已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文化共同体了。58年过后的今天，以色列的人口数，也已由建国时的60万，变成700万。
“四海一家” 赋予全球化的文化观，影响着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以折射至世界各地的各色人等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色列甩掉战争包袱的重要因素就是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款。
“四海一家”赋予全球化的文化观，鼓励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重返故土，鼓舞以色列国内的犹太人捍卫国土，热爱祖国。在巴以冲突频频的加沙附近，那些被炮火烧毁院落居民们，没有因为恐惧而撤退或者搬迁他处。在被火箭炮摧毁而成为断壁残垣的家园上，他们的情绪没有我们想象的紧张。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下的结果？高度的自组织能力。
以色列的外交部官员说，民众和政府之间已经形成了对付恐怖活动的默契，耶路撒冷死伤惨重的爆炸发生不过两小时，秩序就恢复到从前。超市、酒店、办公大楼的安检，已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人们的表情，除了配合，就是安详。
以色列人对祖国的热爱，是以色列经济腾飞的原动力。
（二）
以色列文化的全球化视野和高度复合机制是其又一重要的基本内涵与特征，这对于以色列的崛起，乃至于复国，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然而更为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它 同美国精神的某种契合，让人们觉得他们同美国人之间互相帮助是那样的自然和谐，甚至在人看来是近乎没有道理的袒护。而这也恰好是缘自两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 那种内在的高度融合。
也许可以说，他们的文化是犹太人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作为一本记录犹太人思想体系的书，《圣经》对世界的贡献，没有哪本书可以与之相媲美。流淌其中的“一神思想”，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慢慢幻化成对人和生命的尊重，并影响到美国的立国先贤。我们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中看到的，“人人生而平等”之类“不言而喻的真理”，就源自犹太人的《圣经》和“一神思想”。
以色列的软实力，是以色列吸引美国做他的“盟友”的隐形资源。倘若没有美国的帮助，以色列复国之路可能就没有那么平坦了。
1947年，托管巴勒斯坦地区的英国政府，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冲突，提交到联合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犹太人展开技艺娴熟的外交攻势，博得世界人民对犹太人因为没有家园而被纳粹屠杀的同情，终于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以三分之二多数票，赢得犹太民族建立自己国家的合法权利。
20年过后，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举世震惊的裁决：美国犹太人拥有以色列国籍，美国犹太人可以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参战。如果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亲近感，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而对于那些与犹太人没有这种亲近感的国家和民族而言，美国的上述种种举动显得是那么的不可理解。
（三）
文化之于一个国家是如此，之于一个企业同样如此。
企业并购的成功，说到底是强势文化胜过了弱势文化。竞争，说到底是不同文化的竞争。当然，也可以理解成是两种文化在组织联盟基础上的融合。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应该说是强势文化的成功。强势文化制胜的路径有三种：
第 一种，丰田和海尔，这是一种以内涵式扩张为主要发展路径的企业发展模式。张瑞敏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并购不是坏事，但是也有不通过并购而通过内涵式发展作成 第一的，丰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在全球的汽车品牌中，丰田是目前做得最好的，财务状况非常牢靠，效益也是最好的。海尔和联想在发展路径上的不同是显而易见 的，海尔的国际化之路，是通过在美国设厂，进而作成一条完备的价值链的内涵式发展模式；而联想、TCL是去并购国际上的知名企业。丰田、海尔类的内涵式发展模式，即不是通过并购，而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迈向世界第一的。这种发展路径的特点是，它有一个足以征服市场的强势文化。这一点张瑞敏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强势文化你休想把企业做好。”
第二种类型，GE、联想。他们是已经或者正在通过并购走向世界第一之路的企业。GE作为这类企业的典型，它是通过以自己的强势文化为核心竞争力，超越并一个个吃掉好多公司，1999年一年就并购了110多个企业。实际他是一个个克隆的，它就是将自己已经成型的、优越的文化体系克隆到被并购的企业中去。联想也在这么做。
第三种类型，小公司联盟。它是以一个链主为中心，有好多更小的成员连在一起，大家围绕着这个中心发展。
不论是以色列的崛起史，还是有关企业发展的讨论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曝光率最高的字眼——“一”。犹太文化的“一个神、一本书、一种信仰”及最终孕育成的“四海一家”的“犹太一体观”使得所有以色列国民就像一个人，这才产生了那样的爱国热情及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和战斗力；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及其源自的《圣经》和“一神思想”；企业之一个强势文化的统治；等等，都体现出“一”作为其文化的核心内涵。
虽说以色列和美国的文化是具体的，确定的，而企业文化就目前而言还没被提升到具体、确定、归一的状态，但是，企业文化的决定性作用已昭然若揭。
注：本文的写作参考了2007年1月7日《经济观察报》的“以色列崛起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