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自由执业是医改必由之路

汪丁丁 原创 | 2014-03-20 04:38 | 投票
  

  日前,北京市卫计委传出利好消息,北京市计划在今年5月正式实施在职医生薪酬和人事制度的调整,推出医生自主创业机制,允许在职医生开办私人诊所。

  在今年“两会”中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推进医师多点执业。而去年年底,北京市卫计委就传出将进一步放开医生多点执业制度,通过取消医院审批、不限制执业地点和数量等方式,鼓励公立医院医生“走出去”。

  “看病难主要是公立医院超负荷运转、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造成的,通过诊所来补充,建立分级就诊体系,这些问题就可以缓解。”中国医师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对财新记者表示,“看病贵是因为医疗资源垄断,公立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体系扭曲,“以药养医”造成的,诊所有利于壮大社会资本办医的力量,形成补充和平衡。”

  又见诊所

  诊所有别于医院。诊所是为患者提供门诊诊断和治疗的医疗机构,不设住院病床(产床),只提供易于诊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疗服务。

  在英国,大量个体诊所成为分级就诊体系的重要基础,不经过社区医院或家庭医生的分诊,病人是不能自行到大医院就医的,这就分流了大医院的诊疗压力。

  但在中国,诊所的发展长期受限。早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医疗资源短缺,原卫生部就曾颁发《关于开业医生暂行管理办法》,鼓励多渠道办医。上世纪80年代,经济快速发展,个体诊所疯狂生长,调控政策频繁出台。1980年,《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颁布,文件明确将个体医生资质锁定在“离职或退休医师”身上,以遏制个体诊所过于快速的繁殖速度,减少医疗事故风险。1999年,《执业医师法》正式实施,医生“定点行医”成为铁律,即医生的执业地点必须与执业医师资格捆绑。好医生留恋大医院的身份和待遇优势,诊所逐渐沦为“江湖游医”的代名词。

  医生冷机构热

  虽然政策长期收紧,但近年来愿意下海闯荡的医生日渐增多。

  如微博名人“急诊室女超人”于莺,就在去年辞去了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的职务,此后四处考察,决心创办自己的诊所。而多年担任三甲级医院上海市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血管外科主任一职的“Smile医生”张强,也放弃医院稳定薪资和社保待遇的铁饭碗,成为一个自由人,同时在上海沃德医疗中心和北京和睦家医院任职。不过,从目前市场格局看,私营诊所仍多限于不涉及大型手术和复杂检验设备的牙科、眼科等领域。

  资金是医生们首先需要考虑的。在北京开诊所的资金投入非常巨大,其中房租占据了主要的成本支出。按照北京市五环外的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租金水平来看,一个200平方米左右的底商的年租金就不会低于75万元,而一个诊所还需要相应的配套设备,最基本的诊疗设备比如血气分析仪等,加上诊桌、诊椅、沙发等家具,如果再算上聘雇的护士等协助人员的工资,没有200万元以上的投资是基本不可能的。

  由于中国目前并未出现第三方检验检查服务商,诊所的经营范围也十分有限。“比如第三方公认的影像中心、病理中心和手术中心,诊所的风险可以降低,投资也可以减少。”于莺表示。

  而公立医院的名医、专家,除了每天要坐诊外,还有诸如做科研、带学生、做演讲、出席会议等多项事情要做,这也让医生们颇难两全。

  责任和风险如何应对也是难题。不少医生质疑,在公立医院,如果出现了医疗事故,责任往往是整个科室甚至全院一同承担,而私人诊所是否有足够的底气来面对?配套的政策也亟需出台,如私人诊所是否可以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按照北京市现在的情况,以保障就医人员的就医安全性和可靠性为名,民营医院被纳入基本医疗保险的并不多,私人诊所无疑则更难。

  审批制度也是一个不小的门槛。于莺自去年脱离协和“单干”,如今已有半年,却还没有拿到开诊所的执照。她告诉财新记者,诊所布局的行政规划是她遇到的最大问题。在调研过程中,她发现北京市中心给予个体诊所的规划空间特别小,不少地区都答复她“2014年度在市中心没有诊所规划,你可以到五环外面找一找”。而于莺自述在台北考察时,却看到几乎每条街都有个体诊所的存在。

  成败系于自由身

  允许医生办诊所被视为“解放医生”的又一次松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恢复医生的自由人身份是关键。

  240多万名医生集中在公立医院,加剧了本身就供不应求的人员短缺。从2009年新医改开始,推动医生多点执业,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相继出台,但效果不彰。

  “如果不把医生的事业编制去掉,他在医院里是永远也没有话语权的,想出来多点执业也不可能。”已经离开协和医院急诊科,开始“单打独斗”的于莺直言。

  周乐今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立医院的医生都是院长‘包养’的医疗工作者。公立医院院长永远拿着七寸。除非医生是自由执业者,身份不是院长手下的编制人员,医生开诊所才有可能实现。”

  并非所有医生都向往行医自由,愿意走出公立医院。“很多医生在走穴,经常全国飞,做手术、会诊、讲课,但他在大医院里的挂号又很少,一号难求。”许朔表示,“公立医院有超负荷,也有不饱和,这种现象我们是不能够回避的。”

  在不少欧美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劳动合同制是医生与医疗机构合作的主要方式。刘国恩对此非常推崇:“要真正、完整的市场化,放开对医疗人力资源的垄断、对医疗价格的垄断,让医生可以自由与各个医院签约,同时也可以自己开诊所,这才能最大化地激活和充分利用医疗资源。”

  一旦医生成为自由人,很多难题将迎刃而解。“未来出路在市场,医师拥有的是核心技术,社会资本恰恰拥有的最大长处就是资金优势,通过合作,就可以有效地解决在职医师独立执业开门诊遇到的资金问题。”杨长青分析说。

  届时,风险和责任难题也有破解机制。“可以充分利用保险机制这一市场化的社会管理工具,推行医疗责任强制险,解决医患纠纷。”杨长青说。事实上,国外比较成熟的医责险制度,都是建立在医生以独立于医院的身份接受行业协会监管的基础上。

  有意创业的医生们的理想是,未来可以通过股份制、有限合伙制等组织形式,以著名专家为“金字招牌”,以实力雄厚的投资人和管理经验充足的职业经理人为依托,组建多样化、专业化、细分化的诊所平台,使诊所成为提供医疗服务的基础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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