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传媒的双重“封建化”

展江 原创 | 2014-04-23 12:06 | 投票
标签: 传媒再封建化 
  

  内容摘要:本文根据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中的“再封建化”概念,结合中国大陆的当下语境,提出了大众传媒领域初露端倪的“双重封建化”问题,即传媒受制于传统人治因素与开放中再封建因素侵袭共生的严峻现实;传媒面临这种双重夹击,媒体的社会公器职能和权力制衡作用经常被否定,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人权之一——新闻自由——往往被视为洪水猛兽,以致于新闻传播迟迟不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市场机制下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导致了传媒的再封建化。在一些地方,官媒合一已经发展到商媒勾结和官商媒共谋,而某种伪公共领域制造了媒体的伪公共性,以致于传媒难以充当公众期待的社会转型守望者的角色。作者认为,遏止这种趋势的根本之策是建立可靠的制度,消灭新闻传播领域的人治特区和法制盲区。

  关键词:大众传媒;再封建化;双重封建化;公共领域

  一、公共领域:去封建化和再封建化

  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集中探讨了公共领域在西欧的产生、演变和他所谓的“再封建化”(“refeudalization”)进程。其中特别值得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关注的,是公共领域与传媒的关系或曰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问题。

  哈贝马斯所谓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杜耀明,1997:14~15)。哈贝马斯这样给出了公共领域的定义(Habermas,1997:116):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的早期机制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即他所谓的以王室、宫廷的以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esentative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7、48)。

  哈贝马斯解释说,公共领域用公共性原则来反对现有权威,使私人物主的旨趣与个体自由的旨趣完全一致起来,因而很容易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统一起来。在这种公共领域中,手抄的和印刷的杂志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而首先在英国兴起、继而到1750年前后在整个欧洲触目可见的“道德周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哈贝马斯,1999:46~48)。哈贝马斯将报刊称为“公共领域最典型的机制”(哈贝马斯,1999:210)。

  哈贝马斯指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首先是在18世纪初的英国出现的。17世纪末,新闻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68~69)。这种报刊和咖啡馆、沙龙等聚会场所构成了在政治上抗衡宫廷文化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y public sphere),文学公共领域又衍生出政治公共领域(political public sphere)(哈贝马斯,1999:34~35)。

  哈贝马斯的所谓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指的是自19世纪的最后20多年以来(以1873年经济大萧条为标志),国家干预主义渐趋强化,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国家干预社会领域与公共权限向私人组织转移即社会的国家化和国家的社会化同步进行,这一辩证关系逐渐破坏了公共领域的基础——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哈贝马斯据此认为,一个重新政治化的社会领域摆脱了“公”与“私”的区别,消解了原本属于私人领域的自由主义公共领域。这种情形与封建社会晚期有类似之处,因此哈贝马斯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再封建化”(哈贝马斯,1999:170~171)。在传媒领域,广告和公共关系的侵入使文化批判的公众丧失了理性和批判能力,变成了文化消费的公众,因而作为现代化必然结果的理性化和除魅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倒退了,部分公众重新陷入愚昧状态而不自知。

  一、 现实语境(一):中国传媒未竟的去封建化

  虽然哈贝马斯没有用过传媒是英美人所称的“第四等级”、“第四种权力”或马克思所说的“第三种权力”(马恩全集,46卷下,218)这样的话语,但是他的公共领域理论聚焦于大众传播制度与实践之间和民主政治的制度与实践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Garnham,1992:360),;他显然认为,作为公共领域最典型机制的报刊对于公共事务的民主化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功不可没,其理性—批判审视在相当的程度上净化了国家政治和公众舆论,因为“系统地和批判性地检验政府的政策是这种公众领域的首要任务”(Verstraeten,1996: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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