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现代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
在20世纪中国，有两所学校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所是众所周知的北京大学，没有北大就没有“五四”的新启蒙，20世纪中国文化的历史就要改写；另外一所却往往被人忽视，那就是黄埔军校。黄埔军校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在20世纪上半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产生了巨大影响。活跃在20世纪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的重要将军们，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很多都是黄埔军校出身。虽然他们曾两次在战场上厮杀，似乎是面对面的敌人，但他们却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分享在黄埔所得到的共同教育，这使得国共在历史上有过两次合作，未来还有第三次合作的可能。当我们研究20世纪的中国时，不要忘记这所与北大一样重要的学校。
关于黄埔军校，已有不少的研究成果，我想着重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黄埔的学生们。北大是一所大知识分子云集的学校，而黄埔可以说是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更确切地说，是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学校。黄埔的历史和活力都与学生知识分子的性质有关。1925年开始的国民大革命，事实上也是一场以学生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
三个历史背景
要了解黄埔军校的产生，首先要了解三个历史背景。
1905年的科举制度废除。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重要性完全不亚于辛亥革命。读书人原本与国家制度密切相关，晚清时期的很多读书人，即使从事其他职业也依然继续考科举，甚至同盟会里的一些年轻成员，一边搞革命也一边考科举。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读书人的发展有了多元的可能，读书人开始分化了：其出路不仅是读书做官，还可以从事不同职业，其中很重要的是从军。宋代以后，中国军人的地位一直不及文人，所以有“好男不当兵”的说法。军人的地位一直受皇权压抑，军人战功再显赫，也不及文人在皇帝面前吟一首诗。这个状况到晚清后开始出现变化。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崛起的湘军、淮军的出现，意味着军人的地位开始上升。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加深，在“军事救国”的号召下，大批读书人到日本、国内的军事学堂求学，军人成为非常热门的职业。
民国以后，新式学校替代了旧科举。新学校培养出大量新式知识分子，数量比以前从科举制走出来的秀才、举人要多得多。但当时现代化还未充分发展，社会需求并未同步增长，民国之后很多学生特别是中小学生出现了“毕业即失业”的情况，一些回国的留学生，也有找不到自己心仪职业的。这些学生受过新式教育，对自己的前途充满各种乌托邦式的期待，希望向上流动却得不到机会，又看到社会的种种黑暗面，这些对社会不满、充满潜在革命性的学生知识分子恰恰是黄埔军校的主要生源。这个群体实际上属于游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凡到乱世，就会有游士阶层和游民阶层出现。相应地，两个阶层的出现以及互相结合就预示着乱世的到来，社会必将经历一场大动乱或大革命。民国初年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这些学生知识分子后来成为黄埔军校的核心成员，影响着20世纪的中国革命。
1919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公民的社会运动。现在讲到“五四”，较多强调五四运动的爱国意义，但当年“五四”的领导者如傅斯年、罗家伦，更多地强调这是一场公民自觉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一无武力支持，二无金钱支持，但竟然取得胜利，这是从未有过的。五四运动的胜利带来了“双重发现”：一方面，让学生发现了社会。民国初年知识分子普遍将希望寄托在政治之上，但五四运动让学生发现了社会具有强大的改造动力，特别是上海六三运动的支持，让学生意识到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来改造中国。另一方面也让社会发现了学生，当时各个党派，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青年党还是梁启超的“研究系”，都发现除了依靠军阀外，还可以依靠学生，通过观念的力量动员民众来获得胜利。五四运动之后，各派政治力量都开始积极争取学生，谁争取到学生精英，谁就掌握了革命的主动权。国民党也开始注重学生工作，注重舆论宣传和观念引导，通过这种方式争取革命主动权。
1925年的五卅运动。在此之前，有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1923—1924年，南北政府先后取消了法统，即取消了国会。孙中山建立了大元帅府统帅军事和政治，北方则成立了段祺瑞执政府。这个重要的变化表明民国初年以来以国会为核心的法统失去了合法性，新的政治合法性何在?革命于是呼之欲出，代替法统成为新的政治合法性。革命高潮到来之前学潮汹涌，其中有50%发生在中学，学生群体政治意识高涨。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国民大革命的开始，社会各阶层都积极参与。
经历了这三个事件，可以看出，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前夕，社会已经开始动荡，学生已成为这场社会运动的核心和主体。一场大的社会运动需要主义，需要动员。受五四运动启发，革命者意识到革命不仅需要“枪杆子”，还需要“笔杆子”。过去的军校，无论保定军校还是云南学堂，都只有“枪杆子”而没有“笔杆子”。但黄埔军校与它们不同，黄埔的特点是“枪杆子”加“笔杆子”，除了军事之外还有主义，因此，黄埔需要从社会中游荡的大量学生知识分子中寻找自己的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