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

饶毅 原创 | 2015-12-08 11:34 | 投票
标签: 知识分子 

“无论按比较宽泛、还是狭义的‘知识分子’定义,我恐怕都逃不脱‘知识分子’的标记。” 著名海归生物学家饶毅如是说。确实,自回国以来,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任上改革、2013年卸任院长、参与转基因争论,还有近期引发疯转的关于屠呦呦的系列文章,饶毅坚持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其独立立场和批判意识在中国公共社会空间形成了一连串重要讨论,打破了我们对科学家在公共舆论中沉默和窃窃私语的惯性认知。

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饶毅慢慢意识到, 在当下中国,体制改革一定需要文化上的改良和推进,文化上不来,体制改革就改不下去。为此,饶毅和鲁白、谢宇在今年9月联合创办了《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就是想借助这一平台,在文化上有贡献、有推动。

1124日,饶毅教授出席2015冬季腾讯思享会活动现场,并获时代知行者致敬。在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时,饶毅畅谈自己从知识分子到《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以下为采访内容:

知识分子不应该回避自己的责任

记者:坚持独立立场和批判意识,这是很多人对你的印象,同时也是很多人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你怎么理解自己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饶毅:无论按比较宽泛、还是狭义的 “知识分子”定义,我恐怕都逃不脱“知识分子”的标记。

我给你说个背景。因为父亲家不在大陆,我小时候主要在母亲那边家里生活。我母亲的太公是清朝的举人,我母亲的爷爷不单是清朝举人,他还是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从1904年到1909年都在京师大学堂学习。在1904年,全国读大学的肯定不到1万人。我的外公是同济大学毕业,后来成为教授。我母亲是大学毕业做过中学老师,父亲是大学教授。这么算下来,我是家里的第五代知识分子、第四代大学毕业生、第四代教师。

我觉得我们每一代除了自己的事业、生活,还要为中国做一些事情。在研究和教学之外,我自1995年以来经历、参与、或主持了一系列科技教育体制改革。1995年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中心建立联合实验室,并开始在中国讲课。1998年开始引入小型精英科学会议——戈登科学会议。1999年辅助蒲慕明建立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方面第一个全面改革的研究所——神经科学研究所。2002年与德国科学家Uli Schwarz合作建立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4年协助王晓东、邓兴旺建立中国现有体制外全新的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2007年我全职回国主持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在体制内进行改革。这是北京大学在已有的中心、研究所的改革和有些学院部分改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在一个学院层次的全面改革。这些是以实际行动做改革,也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记者:如何看待大多数科学家或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话题上沉默或者窃窃私语的状态,你认为原因何在?

饶毅:一方面,中国传统中“各人自扫门前雪”的那部分教育,使传统士族,也包括由此延伸出来的知识分子,有相当大的自私性,所以他宁可不要社会责任,也不希望对自己有任何负面反馈。中国的讨论环境和舆论环境往往没有办法区分一个论题的公共性和私人性,很容易把公事、私事混在一起。在转基因的争论中,崔永元说过不是很好听的话,我不回这种。我只跟他谈转基因,因为我不是跟他个人意气,是讨论转基因而不是对方个人。

另一方面,中国原来没有什么科学,所以后来就把科学神秘化、崇高化了。像我们写居里夫人,就把许多实情、许多痛苦都删掉了,把她写成了一个完人,似乎科学家都是很聪明、很刻苦、很呆板的,科学家只能做出伟大的贡献,为科学献身。这很愚蠢。事实上,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很多,真正能够称得上科学家的人数非常少,而能够呈现他科学家真正面貌的人更少。

坦白说,中国文化对中国科学的理解有问题,大部分是幼稚化、功利化的理解。而这种文化出来的人,在扮演科学家(而不是真的科学家)的时候,会按幼稚版的科学家来演出,也包括不出来为公德说话。当然,还有部分原因是中国社会的诚信和互信程度很低,凭公德做公事在中国常得不到正反馈。

记者:如何理解类似“专家(砖家)”、“教授(叫兽)”类似的污名化现象?在你看来,科学工作者或者学者需不需要介入社会公共话题的讨论,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去介入?

饶毅:首先要区分真正的学者,有些号称专家,实际上他们的知识很贫弱。其次,所有的社会都有精神病,发病率是高于1%,低于10%,这其实是很大的数量。这种骂人能不能有效?这是我们社会本身的文化品位决定的。所以可怕的不是有人骂,而在于一个社会有多少人传,多少人信,会不会变成一个影响。

至于学者是否介入社会公共话题,是每个人的自我选择,但有两点是基本的。首先,你不能变成一个传谣者,不能明知道这是谣言,还跟着一起传。另外,在自己懂的领域,如果社会公众有需求,也应该出来把科学的、专业的理解讲清楚,而不能在这个时候都回避。

《知识分子》:文化上的改良越来越重要

记者:出于什么机缘和考虑,会想要去做《知识分子》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号?

饶毅:在推进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体制改革一定要跟文化有结合。当它跟文化隔得很远的时候,体制改革是无法成功。所以,体制改革一定需要文化上的改良和推进,包括要在教育、舆论上的准备和进步。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很多人批判中国的高考制度,但我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因为我是理科出身,凡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都不公开批评;凡是我公开批评的问题,我都知道怎么改。而高考制度改革的问题既不在教育部,更不在大学,而是全体中国人都有问题。高考制度改不掉的原因就是我们全民没有解决什么是体面、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公平的文化问题。美国的招生方式除了考试成绩,还有课外活动和推荐信,如果要求这些,在中国恐怕不可行,可能99.8%的课外活动是编出来的,99.9%的推荐信是假的。一旦全民都有问题,单纯体制改革需要与文化结合,推进文化改良,其中包括社会诚信、公民互信。

好像很多人看不起日本人,但日本社会是高度互信的社会。日本人靠认真做事,兢兢业业、扎扎实实,诚实度都很高,互信度也很高。

我们中国现在改革越走越慢的原因,不只是单纯行政力度不够,而是文化跟不上。这就是为什么在参与多个体制改革的实践后,我还要办《知识分子》,想要在文化上有贡献、有推动。

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人和正在办的《知识分子》微信公众号,两个“知识分子”之间会有哪些异同?

饶毅:在《知识分子》的发刊词里,我和鲁白、谢宇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各自不同,我觉得这三种都有道理。我的看法是,不一定是读了大学才是知识分子,不一定要有多高的文化程度才是知识分子,只要愿意用自己的脑袋在社会上思考、想问题,这都有知识分子的成分,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来做贡献。也不要把科学和知识变得很死板的样子,而是希望它有趣味,包括很重要、很艰深的东西,我们希望做的方法或者做的人都是很有趣的。

记者:科普这些年在国内其实挺热的,包括科学松鼠会、果壳等相关科普网站的兴起,你觉得《知识分子》在其中是怎样一种定位?

饶毅:《知识分子》并不是包揽所有事情,我们可以从一定的角度来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把科学作为文化,在中国让更多的人知道,包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对自然的好奇,还有科学方法。

最近北京大学有个科学新闻,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员谢灿及其团队发现生物体内感应磁场的蛋白质。中国很多媒体的报道都是按新发现、大发现、国际突破这样的方式去宣传,而《知识分子》不是这样。《知识分子》当天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介绍生物磁感应的研究历史,最后讲谢灿他们的研究。而第二篇文章是报道全世界科学家接受不同媒体采访表达的不同意见,其中有认为是巨大突破的,也有认为是全错了的。

我们没有变成一个都说好或都说不好,而是把事情讲清楚,然后把分析也都摊在桌上。科学只有在经过批判、讨论,以及更多的实验后,才能确定对错。如何立论,如何提供证据,如何分析,如何批判,如何结论,学文科的人这一部分几乎是没学过,在中国文化里面也是很缺乏的。科学松鼠会、果壳都是对我们文化的贡献。但他们以介绍知识为主,我们希望通过《知识分子》让读者了解科学还有讨论和批评,自然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对我们的文化也可以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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