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尚未向世界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

饶毅 原创 | 2016-02-15 15:01 | 投票
  

  以下文字摘自2016中信书院线上年会上的演讲。

  我今天主要讲四点:1)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2)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3)华人群体盛行实用主义;4)中国未来需要自然科学。

  中华民族缺乏科学传统

  第一点需要说明,中国流行一百多年的一种说法:“中国古代有很好的科学传统,到明清后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这是误传,误传的原因含有善良的成分。鸦片战争后,中国内忧外患,国人希望中国强大,提出来我们“古代行,现代不行”以便鼓励自己。这种的说法传给外国人,特别是由英国的李约瑟再用英文说一遍,出口转内销对我们的心理有很大的安慰作用。

  这一说法违反基本事实。中国在古代有没有过科学?有,但很弱,而且特别缺乏抽象、系统、深刻的科学,有的主要是比较简单的、接近实用和实用的,如与天文、农业、医学相关的科学。以古希腊为重要起源的科学,经欧洲传入阿拉伯,再从阿拉伯传回西方,非常有趣的、很长的历史进程,而中国极少参与。看过欧基米德《几何原本》的,就系统性、深刻性、准确性而言,会感慨是否西方科学在两千多年前达到的程度在两百年前的中国可能都未达到?

  我们传统在科学方面不如西方,但我们并非愚蠢的民族,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智力主要没用于自然科学。我们的人文,例如中文的诗歌,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是比英文的诗歌要美很多,包括结构上的巧妙。在两千多年前、甚至一千年前,很难看出选择科学、还是人文一定会有很大的后果。最近几百年,人类才有共识——自然科学传统的巨大意义。我们的文化对真理的追求相当弱,对自然的好奇整体上也是相当差。不仅以前差,现在恐怕还是不能盲目乐观。对真理和自然的态度成为文化传统的重要隐患,今天可能还不仅影响我们的科学技术,而对我们的社会也有影响。

  中国科学发展的历史很短

  我们的科学主要是从国外、特别是西方引进,西学东渐最初很慢。几百年前一般人包括大多数中国人看不到科学的意义。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而用科学技术来向我们显示西方文化,用科学技术来作为例子。而中国人很多还称之为“奇技淫巧”。当时只有很少数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时候,深刻地体会到西方的科学很强,而且远优于我们,但中国人普遍不了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中国才有普遍的共识,我们的科学技术不如人,并且科技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很重要。此后,我们引进科学的速度加快,同时我们国家小学、中学、大学逐渐普遍采用西方模式,替代了中国原来以文科为主的教育。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学逐渐建立,西方的理科教育引进中国。理工科大面积引进西方的模式和内容,至今为止,绝大部分的中小学和大学的理工科教材,以西方的体系和成就为内容,教科书以翻译西方的教科书为主,当有少数翻译翻译得比较好,少数编译,在翻译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己的说法。偶尔出现过中国写书西方用的情况。1940年代,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李景钧教授,用英文撰写《群体遗传学》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50年代初,因为李森科主义在中国流行,李景钧被迫离国出走,通过香港转至美国,在美国重新出版了这本书,且再版几次,成为全世界的群体遗传学教科书。

  1949年以前条件很差、科学研究规模小。我们经常讲西南联大或北平协和医学院,它们确实在一些学科取得了重要成就,程度相当高,有可能清华大学数学系在同时拥有陈景润和华罗庚的时候,是迄今为止我国数学离世界数学高峰最近的时候,当然今天中国的数学做得好的人比那时多,但要超过陈景润和华罗庚这样的组合,恐怕今天不能说一定出现过,以后应该会出现。协和医学院在1920、1930年代的医学科学研究做得非常好。协和医学院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出资建立,且非教会学校。建校原则要求研究、教学和医疗服务三头并进。这种方针和政策在当时是很独特的。1920年代的中国,相当多的人饭都吃不饱,协和医学院居然要研究、教学、医疗并重,且研究做得非常好。我最近看到有一个例子,有一位鲜为人知的微生物学家——谢和平,他在北平做的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在微生物方面,以后几十年协和医学院其他人全部加起来,可能也不如他当时的工作。国民政府主要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任院长。一方面经费有限,另外一方面,中央研究院和北京的北平研究院在建立以后不久,特别是当他们的研究所的一些房子建立好不久以后,抗战就开始了,所以投入后得到的回报有限。当时做科学的人少、规模小,谈不上蓬勃发展。

  我在我们的新书《辛酸与荣耀—中国科学第一个诺奖之路》不仅介绍了屠呦呦的工作,还介绍了1940年代从中药获得抗疟化学分子常山碱的先驱科学家张昌绍,他从西方留学回国后为我国找抗疟药,他和他同代的留学西方回国的科学家从科学研究到人才培养做的工作,为1950年代屠呦呦等大学生做了必要的铺垫。可惜张昌绍1967年在文革中含冤去世。

  1949年以前,除了国家内忧外患、经济情况不能支持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人并不很喜欢自然科学,中国人真正愿意学自然科学的很少。北京大学生物系在创办的前几年,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是现在中国科学院物理学家郝柏林的父亲郝景盛。其他学科比生物好不了很多,总体学科学的学生人数相当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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