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匆慌迁都洛阳。随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间虽然不长，但迁都毕竟是件大事。翻阅各种资料，正史对于这件大事，却都一笔带过，略作说明而已。
这就令后人产生了不少疑问：居于中央政府之尊的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仓忙迁都洛阳？短暂的迁都之后，又为何迁回南京？
根据有关部门史料，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央会议，改组南京政府，由汪精卫代替孙科继任行政院院长，罗文干代替陈友仁继任外交部部长，并指定尚未复职的蒋介石为刚恢复的军事委员会常委。
１月２９日刚恢复军常委的蒋介石通电全国将士，慷慨激昂地说：“中正与诸同志久共患难，今日身虽在野，犹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怎样“周旋”呢？当时暴日攻沪，由于南京处于长江下游，虽有所谓的虎距龙蟠之险，但日舰却可以自由出入。日本有“望月”等七舰停泊长江下关段虎视眈眈，国民政府虽有长江第二舰队“楚谦”号等五舰泊于栖霞山之北江面与之呈对峙之状，但当时国民政府海军舰艇陈旧，强弱悬殊分明。更何况日军飞机具有空中优势，时下谣传日军不日将轰炸首都，一时间南京震动，人心惶惶。国民政府面临险境，如何避免中央政府被歼灭之危险，决定迁都逃避成为当务之急。但选择迁往那里呢？这是颇费考量的。经过多方考虑，当时国民政府认为洛阳深处中原，离海岸有千里之远，东有虎劳（东汉末时三英战吕布之地）之固，北有黄河围护，南有嵩山为屏，西可退守陕洛。即便日本由海洲登陆沿陇海西进，但徐州一带有陆军重兵布防，此处为平原地带适合大军团作战，纵使暴日深入围而歼之（后来台儿庄大捷就在此地）也是有很大把握的。
所以，１月３０日，汪精卫代表南京政府宣布迁都洛阳。同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蒋介石等首脑人物由南京出发，经徐州西进并于2月2日晚抵达洛阳，首脑人物入住洛阳城“西宫花园”。此时，南京除留下何应钦维持治安，罗文干主持外交外，其余１０００多国民党军政要员均随之迁往洛阳。中央政府的要员们原来把洛阳想得很美好，以为那里不仅有众多名胜古迹可游，也深处中原农耕发达之地，临河洛亦不缺江南之水产，更为重要的是不再受日寇之威胁。但是当他们抵达洛阳后，却非所愿。原来此时的洛阳已经衰败多年，不仅日常生活难比宁、沪，就连办公居住的场所都难以安排。当时，只有借住学校等地暂作办公之用，如同流民一般。国民党中央部及国民政府占据了河洛图书馆，邵力子等人领行政院及中央政治会议挤进了第四师范学校，参谋部及国府文官处要员暂住第八中学等处。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得以暂时苟安，此时，中央政府的官员们自来到洛阳后，失去了奢侈的生活条件和享受，度日如年，附近的名胜古迹已难吸引他们，不满情绪日涨，人心浮动，疏于公事。于是返回成自然之势，５月３０日，国民政府各机关自洛阳纷纷迁返南京。前后算起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实际上只有短暂的４个月时间，因时事所困此次迁都很少有人提及，自然就不被后人所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