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式管理问题同许德音教授商榷

　　就中国式管理问题同北大学光华学院许德音副教授商榷

　　前写日子价值中国的记者沈凌莉小姐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许德音副教授做了个专访，在访谈中我们这位学贯中西的教授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许教授认为：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其实是没有所谓的“中国式管理”理论的。

　　他的依据是：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当然有，大家也会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行为影响非常大。但是它对管理实践到底有多大的影响，这在学术领域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而且，即使可能会有“中国式管理”理论，我也觉得现在谈这些为时过早。理论是基于实践的。西方的管理理论是从过去100年西方管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而中国的管理实践是多久呢？改革开放之前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改革开放之后，有了现代化的企业，才有了现代化的管理实践。那么，中国的管理实践历史也就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说，对管理现象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先入为主的认为有“中国式管理”这样一个理论，因为它从概念到内容都未经表述，更没有实证支持。

　　依据许教授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明白的是我们的许教授的观点是：我们已经挂在嘴上的“中国式管理”根本还不存在。

　　这个观点我是不能够完全赞同的，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许教授有个观点是很正确的，他说：理论是基于实践的。西方的管理理论是从过去100年西方管理实践的发展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而中国的管理实践是多久呢？这很和我的生命周期观点。

　　但我们的教授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的管理实践历史也就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可以说，对管理现象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不能先入为主的认为有“中国式管理”这样一个理论，因为它从概念到内容都未经表述，更没有实证支持。许先生的这种表述是我不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们的教授先生患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那就是我们的教授将事物的发展与事物所处的客观环境（文化特征事实也是一种客观环境大概没有谁会来反对这个命题吧。）人为的切割开来。

　　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我想大概还是我们的学者专家在观察问题时所动用的观察视点有限有关，因为他们没有将中国经济特别是现今经济的发展放在“历史”的全面的范围内来研究,而是孤立的将其放在“今天”这个局部来予以研究的.  关于这点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同样这个观点在考察我们的企业管理的发展阶段上也是有助益的和有价值的。

　　也正是基础于这种认识，我对许德音教授的观点是很不能够完全认同的，反倒我个人认为，“中国式管理”不仅已经客观的存在，并且影响力却是巨大。我不知道我们的许教授的结论是什么做出来的，但我和我的工作团队的经验与现在正在进行的一项调研明白的告诉我们以儒文化主导的中国文化无处不在的在影响着我们的企业个体。我在我近期写的一篇叫《儒文化主导下的中国式的管理危机----兼驳朗咸平的企业发展危机观》里这样的描述过：

　　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长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团体意识，表现在，人们更愿意同自己熟悉和信任的人在一起工作、交流、分享信息，在企业里更表现为：“强调个人品行和对企业的饿忠诚，事实，我们的企业家对人才的标准，往往‘忠诚’远远高于专业技能，这样的结果是‘忠诚’意识在抹杀企业应追求的效率和效能，同样企业家为了维持员工对他的忠诚，从意识上、体制上，使其陷入封建帝王化的深坑里。这样的结果是：机构的庞大、机构的重叠、相互的不信任、机构间与员工间的相互制约，人人不得不从现实事物着手，而完全‘管理人’化，而对战略对于前瞻问题缺乏应有之重视，管理人员技术官僚化、愚忠化，人力成本巨大，相应的效率和效能却极端低下。同时，企业内，过于重视血缘、地缘、亲缘、学缘等特殊关系，这种特殊文化，导致企业内部派系林立，这种习惯的必然是对不同思想、行为和人的排斥，也导致了人事考核制度的形式化，员工不重视钻研业务、不求上进，更注重人际关系，而这种种的意识决定了，我们的企业，那中狂妄自大自以为是，这不得不让我们要认真的反思了。

　　关于这点可以相见价值中国网的我个人主页，详细地址为：http://www.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54328

　　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个人“中国式管理”不仅不应该提倡，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在意识上要尽量的去淡化它，甚至要尽力的改造它。这种观点自然与许教授的观点是不同的，他在访谈中这样说道：人类知识是不分国界的，尤其是管理学理论，在今天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没有必要一定要加上所谓“中国式”、“西方式”的标签。在一个国际竞争的环境下，管理实践很难分成究竟是哪一国的。对于这种观点我同样是不能够接受的，我们承认世界的确在一体化进程中，我们甚至认为，世界的确可以一体化，但在现阶段漠视各个文化体的客观存在，漠视各个文化体的差异的客观存在，却是错误的危险的，这种谬论很容易让我们在实践中忽视国情、忽视经济周期，而照搬西方，这样的结果只能够让我们的企业体在实践中犯“王明式”的低级错误，从而对我们的经济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对于许教授的用意我不怀疑，但他的错误也是明显的，这种意识下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呢？我想事实应该还是跟我们学者和专家犯的一个很大的错误相关，这方面朗咸平的影响最大。原因是他们在考察问题是所动用的观察视点有限。

　　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呀，你们在考察问题时，必须把那个眼光放远大些来考量才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