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商人的“雕虫小计”－质问中国移动

　　李犁

　　商人的本份即是赚钱，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古语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为了赚钱，践踏法律，就是“不法商人”；坑害消费者，就是“缺德商人”，兼具两者的就被称为“不法缺德商人”，但是，还有第三种商人，自诩聪明，善打“擦边球”，陶醉于“雕虫小计”，在残酷的商业生态中，求得自己的生存空间，说他们是“奸商”明摆着是“扣帽子”，客观的说法是“滑头商人”，在我们脑海里的形象自然是那种缩头缩脑，看人下菜碟的“小商人”或“小业主”，你绝对不会想到：带着“红顶”，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也会对消费者施展些“雕虫小计”。笔者想从亲历的一个故事讲起，2005年6月20日与中国移动北京公司签订了A0004653号“话费换手机(押金)”预设式格式合同，预设的条款为：(笔者)作为乙方需同意甲方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不支付乙方押金的利息，“甲方将于本协议有效期满后的第二个日历月8日开始将押金退回至乙方指定账户，甲方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通知乙方其帐户退费是否成功。成功退费的乙方账户中，已退还的押金将被列入“代发工资”科目内。”我们暂且不讨论协议是否平等或合法，先看看甲方的履约情况，首先，24个日历月的有效期，应该是2007年6月20日到期，7月8日开始退款。而事实上2007年8月16日才到帐，比承诺日期晚了一个月多，而且也没有短信通知，对消费者而言，是被占压了资金，损失了利息，而甲方如果占压每个消费者（用户）1000元，则2000万个消费者（用户），相当于在一个月内募集了一个200亿规模的基金，而且不必付出任何成本，如果他们真的有这个企图和做法，算他们聪明的“很”，只是“滑头商人”而已，但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如果他们不聪明，只是效率低，那就是浪费了社会资源，那只能算是“傻瓜”。所以，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人，都不是“好”名声。而最关键的是，“代发工资”科目是否涉及逃税，损害国家利益；是否涉及转嫁税负，损害消费者利益，却是笔者不得而知的。带着这个问题，我反复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某分理处求证，那位负责该业务的李先生，只是承认凡是手机押金退款，走的科目都是“代发工资”，我问他这样是否涉及逃税，他避而不答，只是说，查询一下，接下来的两次电话，还是“拖”，后来不接听我的电话，直至干脆挂掉我的来电，朋友笑我傻得“一根筋”，是“与虎谋皮”，后来琢磨过来味道，恍然悟到，此银行事实上类似彼银行，问题是趋同的，刚刚写文字抨击光大银行，硝烟未散，还要抨击工商银行，好象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与“风车”的决战，不是“悲壮”而是“可笑”。更进一步，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和工商银行的商业利益与合作的调门，逻辑上应该高于我作为公众利益代言人的声音，所谓“人微言轻”。

　　由点到面，扩展视野，民营企业称国营企业为“老大哥”，身份决定了他的示范效应，“小弟们”不一定总是“教唆犯”，环境合适的时候，也会跟着大哥“学坏的”，某些学者和某些利益相关者，道貌岸然地将“原罪”这个宗教用语，与民营企业的发家联系起来，他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民营企业一开始就获得了某种垄断权，“原罪”的帽子会不会扣在相当一批“国营企业”头上，为了获得利益和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的“原罪”也许会深重得多，这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思辨，而是在经济领域里的“公权力”的制衡问题，也是如何反垄断的问题。这几年我们的党和国家，在政治领域里，旗帜鲜明地提出“民主法制”的纲领，事实上是着眼于政治公权力的制衡，没有公权力是不能想象的，同样，“公权力”双刃剑的性质也是显而易见的，类似地，我们不想深入探讨“自然垄断”是否一定是中国移动的垄断权的理论依据，但总要强调“效率和公平”。事实上，中国移动获得的垄断权，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来自于人民，也应该服务于人民。加强对于经济领域里的“公权力”的监督，也是目前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要求，内需的实质是人民群众的客观购买力和主观消费意愿的结合，如果让垄断权派生出的“部门利益”或其衍生的各种“私利”损害到“效率和公平”，从而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消费意愿，扩大内需也就成为了“泡影”，反过来也会损害产业利益。其实，在消费领域，中国人民是全世界最理智的消费者群体之一，不会轻易地受民族意识的左右，这一点我们与亚洲的日本和韩国不同，类似于“用手投票”“用脚投票”，消费者可以“用钱投票”，尽可能地使用“物美价廉”的服务，在很多情况下，会突破服务提供商规定的所谓“合法途径”，在技术发达且容易普及的现实条件下，逐渐蚕食垄断权，直至瘫痪垄断权。笔者其实是“爱之深，恨之切”，确实希望在商业日益国际化的当今世界，“国家队”能够在残酷的竞争环境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有朝一日在国内外两个战场上，都能够胜出，能够战胜那些貌似公允的某些外国“奸商”，而所有这些，都必须从服务到品牌和商誉的各个环节上下功夫，而政府也要从“简单的呵护”，升级为“严格的监督”，从人为的行政管理，过渡到制度的制约制衡，完成从“父亲”到“教练”的角色转变。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中国开拓“消费者主权”的新时代，即从消费者利益出发，维护消费者利益，实现消费者利益最大化。笔者作为中国公民，当然是希望：首先让中国消费者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