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抱怨
一
施蒂格勒（1911——1991）热情洋溢地向学生推荐斯密的《国富论》，但同时警告学生不要阅读第五篇第一章第三节。这部分有这样一段话：“大学的校规，大体上不是为了学生的利益，而是为了教师的利益，更恰当地说是为教师的安逸而设计出来的。”（《国富论》下，P323）施蒂格勒担忧的是，斯密当年抱怨的大学弊端，今天依然存在，学生读了斯密这段话，可能会丧失对大学教育的信心。其实，斯密所说的这种境况，以中国的大学教育体制的现状做比较，还不是特别的不堪。如果施蒂格勒考察了今天中国大学的体制，他会有更多更深的担忧。
最近读了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思的《大学的兴起》，知道大学本来是学生和教师的联合会。大学的主体是学生和教师，大学也是通过学生和教师共同治理的。随着大学发展而出现的行政机构，其职能最初也不在于管理学生或教师，而是为教学服务。到了斯密的时代，可能教师在大学管理中取得了更多的优势，从而成为规章的制定者，于是校规不再为学生利益服务而是为教师利益服务。在我们今天的大学管理体制中，教师的主导地位已经丧失殆尽。教师不再是学校资源配置的权力环节，而仅仅是有待配置的资源——其地位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单纯的劳动力出卖者（想象一下马克思所说的走在前面的是趾高气扬的资本家而跟在后面的是垂头丧气的工人，现在大学的情况正是如此，趾高气扬的是行政管理人员而垂头丧气的是教师）。大学管理体制已经彻底官僚化，学校资源的配置权力完全转移到了行政机构手里。权力总是为当权者利益服务的，于是，今天大学规章的制定，不再是维护教师的利益，而是通过剥夺压榨教师以维护行政机构的利益（更遑论教师的安逸——看看高校教师的那种劳累那种艰难那种彷徨无奈那种心力交瘁，看看那些教师30多岁就头发花白40多岁已显龙钟老态50多岁就已纷纷离世——教师们多安逸啊！）。比如，学校对教师有着科研经费的严格要求，这是职称考核的硬指标，每三年要考核评定一次。千万不要以为科研要求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师科研水平，绝对不是。给教师硬性规定科研任务，目的无非两个：一是提高学校综合排名；二是增加学校收入。这些年高校综合排名对学校工作的负面影响实在恶劣，其中之一就是提高了教师的科研经费要求（是科研经费要求而不是科研要求！）。因为在综合排名中，科研经费是一个重要指标。按理说，如果综合排名有重要意义（其实，这个骗子搞出的哗众取宠的东西既无科学依据更无科学价值），应该由全校教职员工共同努力，而且，这种努力要见成效应该要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由于在学校管理中教师已经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腩，而教师又是虽人数较多却如一盘散沙的群体，所有的重任——教学和科研——也就理所应当压到教师头上。更加糟糕更加恶劣更加不公的是，教师有科研经费的义务，而行政机构则只有收钱分钱的权力。教师完不成科研任务，在职称和收入方面都要承担损失，而行政机构则旱涝保收。而且科研经费越多他们的日子越红火。教师，尤其是一线教师一天天陷入紧张劳累之中，而行政机构则在歌舞升平中莺歌燕舞。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行政机构职员的收入可以比一个任职二三十年的教授的收入高出很多（在教授的日常工作量饱满的情况下），可见教师在现行教育体制中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了。所以，今天大学的各种规章，根本不是在维护教师，而是在压榨和戕害教师，是在将教师一步步逼向死角，置于死地。看一看这些年中青年教师死亡率的不断攀升，自杀率的不断提高，就大体可以理解今日高校教师的悲惨境遇了。
二
斯密还对大学收费有过抱怨。
1740年7月，斯密以优异成绩获得斯内尔奖学金，进入当时的贵族学校牛津大学。在8月24日给他的私人教师和监护人威廉.史密斯的信中，斯密说：“我深恐今年在学院的各项开支必然将比今后任何时候大得多，因为入学时我们必须向学院和大学缴付非同寻常高的费用。”斯密获得的奖学金是每年40英镑，这应该是很大的一个数目了，但这笔钱还是不足以支付他在牛津的花费。斯密不得不向母亲要求汇款或者邮寄生活用品。
学费的高低，当然是相对于学生及其家庭的支付能力而言。从平等的教育权出发，高学费又主要是针对穷人的低收入而言。按照人力资本相关理论，即使人们生来存在主观客观的诸多不平等，但通过教育，通过受教育者的人力资本积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可以得到缩小。由此教育成为实现平等的重要手段。而且，相对于富人来说，从改善其生存和生活环境，提高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角度看，穷人比富人更加需要教育。但是，高学费可能成为穷人接受教育的障碍，成为阻碍社会平等实现的障碍。在斯密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崛起，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正在加速，高学费也就成为穷人接受教育的严重障碍。家境不算宽裕的斯密也面临着高昂学费带来的严重压力。我们今天同样存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从而穷人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还在不断恶化。学费太高的问题或者穷人孩子上不起大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背景，其影响也相当广泛和深远，为实现教育公平而提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也不现实。但是，高等教育并不是纯粹的私人产品，而是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此国家增加投资以降低学费也是情理之中的要求。实际上，尽管宪法中有教育投资在GDP中比率的规定，但这一要求从来没有实现过。于是，我们这样一个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时是全球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以及全球教育投资比率最低的国家！针对大学收费问题，也有经济学家有别样的认识。比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穷人孩子上不起大学不是因为学费太高而是因为学费太低；如果提高学费，将会有更多的穷人孩子进入学校。还有人提出，应该改变目前招生政策，放弃根据高考分数一刀切的做法（其实早就不再一刀切，通过自主招生等偷天换日的伎俩，普通百姓的孩子在高考之前就已经被切下了不少），而应该实施部分高价生的政策，以筹措教育经费。我想，如果有人告诉斯密说，为了增加穷人孩子上大学的机会，牛津的学费应该提高一倍，斯密一定会为他的就学增加母亲的负担而伤心。如果斯密知道出这样馊点子的人是假托他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名义的徒子徒孙的话，他一定会痛悔自己创立了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密远远没有他那些食古不化的后代那么疯狂。在斯密看来，市场本身存在缺陷，因此政府应该有所作为。政府作为一种校正市场的力量，其职能应该包括保障收入公平从而保障穷人受教育的公平权利。
三
最让斯密痛心的，是大学风气的败坏。
在《国富论》中，斯密说：“好多年来，牛津大学大部分教授完全放弃教学工作，甚至公开这样做，不加掩饰。”斯密在牛津求学的年代，是教育的黑暗时代。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膨胀的时期，人们的精神日益被物质侵蚀，物质的成功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在牛津这样的贵族学校，教师们疏于教学和研究是一个普遍现象。稍后于斯密进入牛津的著名历史学家吉本（1737——1794）有着和斯密一样的不满，他说：“教师除规定的一门课程外，一点儿也不愿意多教。”教师们喜欢的是谈论政治斗争、个人逸事、私人丑闻，而理想、正义、精神、价值等等这样一些崇高的观念已经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再稍后于吉本的政治哲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1748——1832）对牛津也有着相同的抱怨：“在牛津治学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里度过的几年是我一生中最为徒劳无益的岁月。”
大学素被看成民主的摇篮，自由的乐土，知识的殿堂，思想的家园，被尊崇为“象牙之塔”。在斯密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蓬勃兴起，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在崛起并撕裂着传统价值观念——这种野蛮粗陋的意识形态将金钱看成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将人看成是实现金钱目的的手段，看成是金钱的奴隶。人成为经济动物而金钱逐步取代上帝而成为世俗经济活动中最高的支配力量。大学不再是知识的净土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利场，大学精神已经堕落，大学风气已经败坏。人们热衷于物质利益追求而放弃理想和信念，放弃真理的探索和知识的创新。斯密等人所抱怨的大学教师敬业精神的颓坏，是大学精神败坏的一个表现。在目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市场化和世俗化成为席卷一切传统价值的狂飙，在官僚化的同时，大学教育和管理体制已经完成了彻底的世俗化。作为大学理想的最后的维护者，教师处境变得日益艰难，而且分化正在加剧。大部分教师尽管在夹缝中艰难挣扎，还是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还在艰难坚守着理想和信念，知识和真理。而相当一部分教师，适应市场化的要求，在不断重塑自己的个性，不仅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日益商人化，而且在身份上也认同为商人。这种分化，不仅是受市场化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更是学校自身商业化过程中各种规章激励和约束的结果。比如，目前对教师的科研考核就起着塑造教师商人性格的作用。科研经费是悬在高校教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科研课题有两种类型：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纵向课题来自国家及省市有关单位的课题招标，其要求较为严格，有一定科研性质。但经费相对较少（尤其是社会科学或者基础研究类别），项目也较少。由于僧多粥少，竞争激烈。重要课题被利益相关的某些机构把持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横向课题可以来自企业或者其他任何可以提供科研经费的单位（甚至有老师自己为自己设立课题来完成课题经费任务）。科研课题的关键是经费而不是科研。所以，有没有科研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经费。学校将科研经费纳入对教师的考核而且对所有教师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将教师作为一种圈钱的工具。在这种一种野蛮制度之下，教师不得不放松甚至放弃教学，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放弃对理想的坚守，放弃对学生成长的关切，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能够带来短期收益的“科研”中。为了完成“科研任务”，教师不得不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混迹于官场商圈，出没于酒楼茶社。这样，教师作为教师的风范丧失殆尽，日益世俗化为商人。这样一种政策实施的结果，不是促进科研，而是在败坏科研；不是在促进教学，而是在毁坏教学；不是在提高教师地位，而是在奴役教师，毁坏教师形象，败坏教师品德。这样的制度，在将教师异化为商人的同时，极大地破坏了大学精神，严重地败坏了大学风气；这样的制度，是大学自掘坟墓的制度。
斯密个性沉稳，出于良知和责任不得不对大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有所抱怨。不过，那个时代的大学教育似乎还不是特别不堪。斯密要是处在今天中国的教育环境中，他不仅会抱怨，还会暴跳如雷。当然，从个人利益出发，他更可能选择退出。——他不是可以给巴克勒公爵做家庭教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