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互联网观中的第三浪

姜奇平 原创自 网易博客 | 2009-07-16 10:37 | 收藏 | 投票

刚拿到《第三浪》,其英文书名The Third Wave令我联想到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拿到书的第二天,我在中关村闹市中央的李莲英老宅中见到方兴东和王俊秀,问他们《第三浪》是不是第三次浪潮本地版的意思。原来,《第三浪》是指第三次浪潮涌进中国后,引起的第三波冲击。第三浪是指中国互联网的第三波。


互联网实验室,象尼葛洛庞帝的媒体实验室一样,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起着探照灯的作用。方兴东和王俊秀作为互联网实验室的灵魂人物,一直在中国互联网的前沿领风气之先。无论是在互联网的门户时代,还是WEB2.0时代,都准确把握了时代潮流的走向。《第三浪》的副题相当有吸引力,叫“互联网未来与中国转型”。这也正是人们最近十分关心的问题。相信它会给人们带来又一轮思维冲击。


《第三浪》提到,1999年第一浪时,中国网民不到1000万;2006年第二浪时,中国网民突破1个亿;目前正进入第三浪,2008年底中国网民已经接近3亿,下一个“三亿”就是“第三浪”的重点。下一个三亿,这是一个非常有冲击力和震撼力的说法,提醒我们采用一种大的视野观察历史。书中提到的那些具体趋势,我也在观察,对互联网实验室的判断,也都很赞同。对这些具体的东西,我就不谈了,我想谈的,是把这本书从十公分远,拉到一米开外,再看第三浪是什么。


小互联网是互联网本身,大互联网就是社会本身。我赞成这样一种判断,第三浪之后的互联网,是“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互联网”。当中国互联网有6亿以上网民,互联网“无处不在”(泛在化)后,谈互联网问题与谈实体经济社会问题,将不再有太大区别。那时,我们很可能要谈一谈与小互联网(如IP之类轻车熟路的问题)不同的问题,比如发展的问题,改革的问题,竞争优势的问题,这都属于大互联网的问题。


从大互联网观看去,我认为有三个重大走势,存在相当的变数。大互联网的第三浪,将影响小互联网的第三浪;同时,小互联网的第三浪,又反过来影响于大互联网的第三浪。


一是中国发展的大走势。


中国发展有三层楼,一楼是农业现代化,二楼是工业现代化,三楼是服务现代化。如果整个国家都涌入二楼,而让小互联网在三楼锦上添花,小互联网的第三浪就翻不起大浪花。中国人现在不幸都挤在现代化的二楼。何以见得?国家规划“十一五”期间服务业比重要提高三四个百分点,现在不仅没提高,反而退回到“十五”第一年去了。而工业的比重不降反升,二楼香火更旺了。十大产业振兴,九个是工业(剩下一个物流业)。4万亿投入,旌旗一挥,全支援了二楼(如投向铁路、公路、机场,简称“铁公鸡”),“互联网行业,却未分得一杯羹”(方方语)。从远处看,中国这个大工地灯火辉煌,但细看灯火全在二楼。


这是一种“国家失灵”。国家想上三楼而上不去,力不从心,或者就根本心不在“焉”。如果互联网要融入的实体经济是这种情形,小互联网的天地就宽阔不到哪里去。从这个角度说,《第三浪》特别强调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制造服务化),是打中要害的。小互联网如果只是与工业化融合,甚至窄到只与工业现代化融合,充其量是在人满为患的二楼锦上添花。如果国家的资源不向三楼配置和转移(比如十二五期间还象十一五期间似的,想让服务业比重高一些而不可得),五年过后,蓦然回首,三楼上的小互联网只能躲在“灯火阑珊处”(这不算讽刺,只是挖苦一下)。


反过来说,小互联网的第三浪,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升级,应是一种正面推动。主要还不在于推动增长,而在于推动发展,在于推动以科学发展方式上到新台阶。举例来说,如果电子商务能帮助服务业就业比重提高3%,就是943万;提高4%,就是1258万。中国为了保就业而拼命扩充二楼(而且破坏环境、浪费能源)的被动局面就会根本改观。从另一方面说,服务业就是小互联网在发展问题上最大的同盟军,小互联网不切服务业这个题,不拉住服务就业这个战略同盟军,在总帐上就会占小便宜吃大亏。


互联网第三浪融入实体经济,不是被动融入工业化(这当然也是需要的),而是揪着工业化的脖领子,逼他上三楼。发展价值几万亿的现代信息服务业。


二是中国改革的大走势。


中国改革有三层楼,一楼是农村改革,二楼是城市改革,三楼是信息改革。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二楼改革后,还有个三楼的改革。是不需要吗?算一笔帐就知道。诺斯认为一国交易费用,可以占到GDP45%50%。电子商务主要用来降低交易费用。这意味着它涉及一国一半的利益。改革就是调整利益,涉及国家一半利益,没有改革推动,如何指望有中国前30年那种大进展呢?


互联网如果只是技术,他与实体经济结合到这里时,就会在利益上卡壳。因为它会遇到两个手握国家一半财富的人当他的敌人,一个是官僚,一个是经理人。官僚会说电子商务减少了他的税,后者会说电子商务减少了他的费(好处费)。没有改革大势作支撑,小互联网触及1/10的既得利益、小打小闹还可以,再深入就有可能受阻。中国的小互联网不能变成大互联网,最大的改革障碍,就是商业界的抵制。中国商业界集体游离于电子商务,一味沉迷于物理大商场、物理小商场,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维护现有交易费用格局的既得利益。不通过改革削平这股反现代化势力,不象反掉人民公社那样反掉大商场,电子商务就迈不出实质的大步,就不能每年解放出1600万人的就业(全国每年就业缺口才1400万)。


中国信息化最大的失误,就是发展孤军深入,没有改革配合。改革的神髓,就是利用改革受益者,作自下而上的发动。官话叫“尊重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一说“首创精神”)。从这一法眼再看《第三浪》,其中关于浙江的大量介绍就不显突兀了,不是方兴东在照顾老乡,而是确有深意。在信息化普遍丢了改革之魂的今天,浙江经验就象当年农村改革的安徽经验一样,透着互联网成功的真经。中国电子商务的中心,为什么从北京转移到杭州,佛法南去?看看这本书会受到启发。《第三浪》关于浙江讲了那么多,在我看来,就六个字:允许、允许、允许。(从企业主体这一面读,就是不靠官,不靠官,不靠官)。它冲破了工商局的不允许,冲破了税务局的不允许,冲破了各种既得利益者的不允许。实践证明,不改革,搞互联网只能是个别天才得小利;搞改革,互联网才能全国人民一块发大财。


互联网第三浪融入实体经济,不是在触及利益时不作为,而是揪着改革的脖领子,逼他上三楼,解放价值12万亿人民币的生产力。


三是中国竞争优势的大走势。


中国下一代改革发展如果把竞争的宝押在做大做强上,对小互联网发展为大互联网不利,因为对“小的就是好的”不公。《第三浪》中浙江基于中小企业的互联网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以往对竞争优势的理解,都是做大做强(这是一种恐龙战略),骨子里认为大的就是好的。一个国家把自己的竞争优势靠在做大做强上,我称之为国家规模经济。国际金融危机显示,做大做强在互联网“小的就是好的”时代,往往是靠不住的。美国金融业、汽车业做大做强的,最后都做死了。将来应提“做大做强做死”才全面。我国国有大企业在国外频频栽跟头,也显示在高风险的信息时代,做大做强作为一种竞争策略,并不一定明智。做大做强是可以的,但主要不是去竞争用,而是保经济安全用。明智的作法,是将做大做强策略用于国家经济防守,而把高风险的国际竞争,交给中小企业集群去做。将竞争优势的基础建立在做小做活的产业集群上,我称之为国家范围经济。浙江经济就是典型。


中国竞争优势的定位,是选择做大做强,还是做小做活,这个大势直接决定着中国互联网融入实体经济的大走势。中国互联网目前以中小企业为主,少数大企业都是平台型的企业。一旦互联网与实体经济结合,互联网能走多远,微观上当然是看企业个别努力,但宏观上要看这个社会采用什么样的机制,给它分配多少资源。如果资源都分配给做大做强企业,或中央企业,则做小做活的企业,或民营企业,今天大进小退、国进民退的一幕,就会在互联网实体化的过程中重演。中小企业与互联网结合的失败概率,就会较高。


站在这个大势上看《第三浪》,观察浙江的执政者如何让“小的就是好的”成为了国家竞争优势,其善政下鸡鸣狗盗之徒如何因此得以成就自我、雄霸中国,对提高国家的执政水平、经营水平(如经营城市、经营区域的水平),为占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企业创造机会,是有特别启示意义的。


反过来说,你如果不是执政者,看什么呢?从《第三浪》中你可以看出,你那里的“父母官”和政策如何不象浙江,不能保护你所代表的互联网先进生产力,你可以象李斯特说的,带着生产力从一个城市转向另一个城市,“誓将去汝,适彼乐土”。幸好中国还有浙江,如果(只是如果)一切条件都不利,中国互联网的先进生产力至少还有最后一个避难地。

《第三浪》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很乐观,我做《互联网周刊》主编十年了,看到了不少,听到了不少,我也希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在经过许多曲折以后,最后会真的象人们说的那样乐观。
个人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互联网周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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