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的金融逻辑

　　如何从金融、金融交易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变迁？换言之，无论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究竟跟金融市场的发展或者不发展有何关系？我们可以从中国人“家”的概念来作为起点，帮助我们理解。

　　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应该说反映的是中国人对婚姻、对“家”的最高境界，唱词是这样：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其中，“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通过婚姻组成的家，首先是一个“生产单位”，是劳动分工的组合，以此来发挥各自的技能特长，是生活所需能够得到更好的供应。所以，传统的家首先是一个生产单位，就像我们原来计划经济的合作社一样，在“家”这个合作社里，丈夫和妻子各有分工。其次，“寒窑虽破能抵风雨”，当然这句话既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也可以看到其背后的本质含义，就是“家”是一个跨期风险交易安排，“寒窑”指的是家的具体物理表现，“风雨”指的是风险，所以，成家即能帮助彼此规避风险，包括生活收入风险、身体健康风险、养老风险、天灾风险等等，也就是说，“家”是利益交换或风险交易体系。再次，就是“夫妻恩爱苦也甜”，这是“家”的情感功能，给人以精神上、感情上安身立命的基础。

　　所以，中国传统的婚姻和家的定位，包括三方面功能：一是“家”作为生产单位；二是“家”作为互相分摊风险的交易体系；三是婚姻和“家”作为实现情感交流的共同体。但实际上，当今中国人“家”的理想境界，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家”的前两项功能已经解体或者正在被取代，但其情感功能正在被强化、深化。

　　那么，传统意义中“家”的概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儒家文化又是如何诠释“家”作为一个生产单位、风险交易体和情感交流体，它背后承载着怎样的金融学逻辑？

　　生产单位意义上的家，过去30年正在快速解体。首先，中国社会每年有1%左右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不再“你耕田来，我织布”了，基于田园式劳动分工的家已经结束。不过，我们不是会说，到了城市，还是可以开“夫妻店”，开杂货店、餐馆吗？可是，无论是沃尔玛，家乐福，还是国美电器、苏宁超市等等，这些公司化的连锁店正在中国各大中城市，甚至小镇，慢慢挤掉原来的夫妻杂货店经营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大生产公司、制造业公司、连锁酒店、连锁餐馆和连锁超市等，这些都迫使“家”作为生产单位在解体。这种解体当然影响到婚姻、家的方方面面，比如，原来家是最主要的生产单位时，夫妻、子女从早到晚在一起，一起睡觉、吃饭，也一起工作，不碰撞出感情也难；但是，现在的夫妻，早晨一起床，甚至连早饭都没吃，就各自分道扬镳去上班了，中午不回家，到晚上很晚才回家。这当然对家的稳定以及家在每个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产生深远影响，今天的家跟过去的家不再是一回事。

　　 中央电视台的新版《四世同堂》，其背后表达了很多愿望。但从另一角度讲，重新恢复传统儒家的“家”，或“四世同堂”境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如果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儒家文化或“四世同堂”背后的金融逻辑，那么，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不仅速度快，而且要想再建“四世同堂”模式作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基础，愿望实现的概率可能不会太高。

　　众所周知，只要是人，不管是古代之人，还是现代之人，从出生之日开始，就会面对许多未来不确定性，如生病、自然灾害、天灾人祸、或是老了没收入，等等。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为了防老养老，为了生老病残之时有所依靠，我们要推崇孝道文化，更具体来讲就是“养子防老”，通过生儿育女，让孩子好好读书，花尽钱财用以保证孩子未来能有出息，以保证将来很好地抚养老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子女就是一种跨期投资，就像买股票、买基金、买保险一样。

　　这就涉及到金融市场，金融交易就是为实现不同时期之间的收入配置，或者说，任何涉及在不同人之间进行跨期价值交换、跨期价值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而实现跨期价值交换的方式可以各种各样。

　　具体来讲，养子防老就是一种金融交易，只不过这种跨期、跨年龄的价值交易是通过儿女，以人格化方式来实现。像这样的一种跨期经济交易安排，必然要求有相配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要有相配的制度文化，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父母以及其他长者的投资能有回报，降低违约风险。比如，传统中国家庭比较典型的境况是，儿女小时不能在父亲讲话时还嘴，即使跟父亲说话，也不能声音太大，基于辈分的等级差距非常重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子女还嘴、质疑长辈，就表现出太个性化的人格，那么，以后的孝敬保障不就存在太多不确定性了？这就是为什么“三纲五常”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是兄和弟、夫和妻。我们每个中国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固定在整个家庭、家族以及社会金字塔式差序结构中的某个位置，一辈子都不能动、不会变。而之所以儒家以这种形式把每个人的位置固化下来，就是因为如果每个人的选择空间太大，太自由，那最终就会威胁其父母、兄长，还有社会上其他人的经济安全。

　　好在现在，除了通过儿女人格化的方式实现经济安全外，我们已经熟悉了实现生活安全保障的另一种安排，那就是金融市场：人们可以通过买保险、买股票以及其它金融产品，来保证自己一辈子方方面面的生活安全。现代金融产品是非人格化的，不需要把任何人作为交易的载体、作为交易工具，所以不会以牺牲任何人的自由和人格为前提。而金融市场所提供的这些产品，也可以达到防老，实现生老病残的风险交易，可以更好地实现跨期价值配置交易。

　　当然，金融市场的发展也有其相应的配套制度架构，那就是非人格化的法治体系，立法、执法、司法机构以及广大的律师群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要依赖金融市场实现个人生活安全、规避未来风险，法治必须相配地发展，否则，金融市场本身无法健康深入发展。

　　因此，我们看到，有三种方式可以达到价值跨期配置的效果。一是通过成家、嫁人或娶媳妇，成家生孩子来实现，即用人做交易工具的途径；二是通过金融市场的保险、基金、股票以及其他金融产品来实现；三是通过社团组织实现，像教会、寺庙、社邑等。

　　而用人格化的养子防老方式来实现经济安全，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也延伸出许多风俗、传统与习惯。比如说休妻，共有七条合法休妻的理由。唐朝休妻的第一条原因是无子，这也是最重要的休妻理由，所谓“不孝有三，无子为大”，仅这一点可以把妻子丢回娘家。大概算来，七条休妻理由中至少有五条是跟“养子防老”体系有关，跟经济利益、风险交易有关，逼着女子不仅地位低下，而且成了实现“养子防老”体系下生子的工具，如果不能生子，这个工具就不合格了。

　　中国原来有一夫多妻、纳妾的传统。因为如果一男人只有一妻的话，那这个妻子有可能不能生孩子；或能生小孩，也许只能生女儿，而生女儿嫁出去后，就属别人家。如果只能有女儿，那么，整个家族里老的少的，未来的生活安全不是都无法保障了？或者，即使能生儿子，也许只能生一个、两个，那也很危险，因为原来人的死亡概率很高。就如今天人们买股票、做投资时，股票专家会说，千万别把所有钱都砸在一支股票上，不要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万一篮子砸下来，所有鸡蛋会都砸掉了。所以，就像买多只股票分散投资一样，要多生儿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说“多子多福”，这是降低风险即风险最小化的需要。而为了实现“多子多福”，就必须要有“三妻四妾”，把整个家、家族的未来风险需要以最大化的方式保证下来。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甚至根本就没有的情况下，人就是这样作为工具养、作为螺丝钉用的。

　　从金融逻辑的角度，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在2000多年前出现了儒家文化。尽管五四运动很多先知先觉轰击儒家文化中压制个人的安排，也呼吁打倒孔家店，但到后来，我们发现，即使把孔家店打倒了，如果外部金融市场没有发达起来，那么，我们可能还得重建“孔家店”，因为在没有金融市场的时候，“孔家店”毕竟还是可以给中国人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所以，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只有建立方方面面的金融行业之后，“孔家店”才可以真正被推翻，中国人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人才能得到解放。

　　事实上，虽然“家”作为生产单位、作为风险交易单位在解体，“家”的这些经济功能正在被市场取代，但作为爱情的“家”，作为情感的“家”，在中国社会正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把家庭重新定位在情感交流、定位在爱的层面上。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价值观念到底是什么样子？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曾对很多中国大城市，省会城市，地区城市，县城，村庄，做了众多问卷调查。调查发现，在不同地方，由于金融市场发达程度不同，或者说金融进入的程度不同，对不同地区人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举例来说，在“为什么要生小孩”问卷中，调查提供的答案有：第一，爱小孩，出于爱，出于感情；第二，养子防老（经济原因）；第三，传宗接代（非经济，非情感原因）；第四，其它原因。调查结果是：北京，大概62%的人会说，是因为感情，因为爱孩子，所以生小孩；省会城市56%的人作这样的回答；而地区市45%，县城约50%的人作此回答，但农村大概只有20%的人说是因为感情。

　　而回答说是“因为养子防老”的，在北京只有16%的人，省会城市有18%到30%左右的人是这样说，县城30%，农村最多，62%的农村人认为是因为“养子防老”这个经济原因而生小孩。

　　由此看来，如果从文化和价值体系的意义来理解，现在中国的不同地区间，特别是大城市和县城与农村之间，价值观念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在北京的很多朋友，其生活条件和收入越来越高，保险、养老方方面面的金融安排都已到位，他们不像传统的中国父母那样，一看到自己儿女，便想到未来的生活安全。他们更多从感情的角度看待自己的子女，子女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被打、被骂，因为既然未来自己的生活已经由金融投资组合安排后，因为反正是出于爱才生子女，那么何必来不来就大骂他们呢？用不着啦！实际上，这说明，中国的子女，特别是城市子女，已经或者正在从交易工具中解放出来，金融市场的发展最终可以解放个人，具体到能把子女从交易工具、交易目的中解放出来。

　　今天，在中国的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家庭正从原来的垂直金字塔式的名分等级结构，从辈分等级结构中，慢慢转向更加偏平、人人平等的家庭结构，其背后原因就是，经济交易功能、利益交换在慢慢从中国家庭中剥离出来，由金融市场来取而代之。新型的中国“家”，更多以情感交流、以爱情来定位。

　　在这个意义上，很多人会认为这种转型带来的是更高的离婚率，好像让人感到结婚以后也没有太多安全感；但，从另一角度讲，爱情终于在中国社会能够成为婚姻的主要基础，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给中国人带来个人解放和个人幸福的象征。

　　所以，现代金融产品，以其非人格化的特征达到中国传统家庭所实现的养子防老效果，达到生老病残风险交易效果。到今天，因为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基于“四世同堂”的风险交易体系已经无法重建，因为原来支持其存在、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动力已经不没有了。是金融市场改变了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