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周围一些有出国购物欲的款哥、款姐们抱怨，说买回来东西一不小心就是“中国制造”，结果从国外大包小包背回来的还是“出口转内销”。“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不但让老外们看到了充斥在商场里货架上、家庭衣帽间和储物柜里的中国货，也让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识在惊叹中国的崛起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之余，又不断演绎出不同版本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制造”和“世界工厂”这样的称谓常常让我们国人引以为豪，甚至在一些人的想象中，“中国制造”已经卡住了全球经济和供应链的脖子，仿佛世界一旦离开的中国的工厂和“农民工”，就会立刻回到“水深火热”的“旧社会”，甚至还会有紧俏商品“凭票供应”的可能。但是，我对“中国制造”的铺天盖地并不那么顶礼膜拜，甚至有时会对此感到有种难以名状的悲哀。
首先，我们无可否认，加工和制造业的兴起只是一个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蹒跚学步，其缺乏合理结构的加工、制造能力的无限膨胀充其量只是缺乏肌肉感和骨骼支撑的“婴儿肥”，与发达和强大毫无瓜葛。加工和制造业总体上来讲属于消耗大、高能耗和低附加值的产业，是产业中的“蓝领”和“夕阳产业”。在西方发达的经济体中，加工制造业的低端部分和数量重心，已经有效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附属经济体中”，发达国家只保留了其中高精尖的核心部分，是统领分布在世界各地加工制造产业的“赘肉”的“骨骼”和“经络”。
“中国制造”大都集中在加工制造业的低端产业，只能以数量和廉价“维持生计”。我们从中国出口产品的统计清单就可以发现，它们都集中在服装、鞋帽、玩具、电子、化工、电解铝、机械制造等方面。其共同特点为：技术含量低，劳动力密集程度大，能耗高，环境污染严重等。还有，就是依靠出口没有多少附加值的稀缺资源的初级原料，如稀土、煤炭等，维持虚高的出口额和贸易顺差。
再者，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制造”是典型的“重资产结构”。它既没有上游的核心技术，也没有下游营销渠道和销售网络，更没有品牌和忠实客户，干的是纯粹的“苦力”。没有了上、下游的联系，加工制造成为了没有用武之地的“草包肚皮”，总是要看上家和下家的脸色说话、行事。而反观世界一流公司，比如“耐克”、“阿迪达斯”、“苹果”等，早已摆脱了生产制造环节的苦恼，生产全部交由拼杀惨烈的第三方企业完成。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标准设计、技术创新、产品开发、渠道建设、品牌管理等，拿的是“劳心者”的“红利”。他们以漂亮的“轻资产结构”，超高的利润率和净资产回报不断充实着华尔街大鳄们的“欲壑”；而让“珠三角”、“长三角”和“富士康”的工厂忍受的产业链上最低端的廉价的剥削，还承担“血汗工厂”和“不尊重人权”的恶名。
“中国制造”不仅不是卡住了西方世界供应链的脖子，而只是栓在西方世界“水牛腰”上貌似粗壮的草绳。它在西方产业链和价值体系中充当着低附加值的“填充物”而已，并随时有被西方世界一脚踢开的可能性。东南亚、加勒比、南美、甚至非洲永远不缺乏自身的资源优势、地理的便利和更廉价的“农民工”。
在我看来，“中国制造”从本质上来说建立在西方世界的订单、薪资标准的低廉、黑工和超时加班的泛滥、资源的掠取、环境的破环、健康的透支、社会环境的“被”不和谐…等等之上的虚假“繁荣”。“中国制造”不但让我们长期在低端产业徘徊，同时还背负着在全球制造贸易逆差和“倾销”的罪名，更在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新发明的游戏中迷失自我，并被迫充当“地球变暖”和“高碳”制造者的替罪羊。
在我们这一代一路小跑步入小康的人们和政府官员们来说，童年记忆中的饥饿感和衣衫褴褛在我们心中埋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所以，我们对于琳琅满目的“实物”和“实体经济”有着超越经济学常识的执着；我们对于生产和出口数量的无限追求抵消着内心深处对于“物质匮乏”的隐忧；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迷失和对于创新的漠视源于早年的营养不良造成的自信心的缺氧。
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制造”的粗糙与“原生态”的实质。它应该只是代表了我国产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尴尬，它同时更应该是是中国经济从“速度导向”转向“质量导向”的出发地。
什么时候中国的产业发展到不是靠出卖体力、健康和资源，以及不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什么时候中国人的能力、智慧和影响力能够重新改写世界贸易和华尔街的“大富豪”的游戏规则；什么时候唐装、汉学和儒家伦理能够位列西方世界的“显学”之列的时候，中国才真正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和价值观格局里的大国和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