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民主及其它
—— 读李江源《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有感
最近浏览网页，无意间读到李江源先生《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文。读后感慨良多。李文所说之“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指我国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这一制度本身，笔者暂时不想说什么，因为那是另一个话题。笔者有感的是李江源以及类似李江源先生的一些人论证问题的方法。
一、辛亥革命未能成功是民主（三权分立）惹的祸？
李江源先生与另一位旅法华人宋鲁郑，在诟病所谓“三权分立”时有一个不约而同之举，那就是拿辛亥革命说事儿——请看李江源先生如是说：“在近代史上，我国曾经几次模仿西方的政治制度，搞‘三权分立’。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就曾经根据‘三权分立’原则，起草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这些都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历史证明，在中国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模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宋鲁郑先生大致也持这样的说法。在这里，孙中山以及中国近代史上追求民主的先驱之变革或革命变成了“模仿”西方政治制度这样蹩脚的毫无价值、不屑一顾之举。历史“证明”的是李江源等要说明的问题吗？笔者感到非常奇怪，什么时候我们的历史研究出了新的成果？辛亥革命没有彻底成功或曰失败，是民主政体的“三权分立”惹的祸？毛泽东、鲁迅以及诸多历史研究文献，乃至历史教科书中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说法呀？毛泽东在论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时倒是这样说的：1840年以来中国的各种革命、起义、斗争，“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按李、宋等一类人的逻辑，是不是不搞民主宪政体制的“三权分立”，辛亥革命就会成功了？可这是何等的自相矛盾呢？如果不推行立宪、民主政治，还是维持封建集权统治，那辛亥革命的意义又何在呢？我们还能称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吗？
凡有初中文化的朋友都知道，正是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背弃了与孙中山的约定和承诺，恢复君主制，建立所谓“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这才导致军阀混战，内战、内乱不断，人民颠沛流离，“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真正的民主和自由”的原因恰恰是袁世凯窃国篡权扼杀了尚处于摇篮中的民主政治；而北伐战争胜利后蒋介石统治中国，没有能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自由与安定的原因恰恰也正是从根本上笃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独裁统治；正因为此，中国共产党才高举人民解放的大旗，领导人民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最终推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中国各民主党派成立了 初步实现了民主的“联合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辛亥革命没有能完全成功或曰夭折，其原因是复杂的，既有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清王朝北洋军还很强大的原因，也有国民党的政党建设、军队建设很不成熟、很不完备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局限导致革命指导思想、组织路线尚不够成熟的原因，也有孙中山本人缺乏革命经验而未能识破反革命两面派袁世凯真面目的原因，等等等等；而唯独不是因为实行民主宪政体制的“三权分立”而导致辛亥革命的夭折。这是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可以明辨的事实。
为了某种需要，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于是对事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歪曲史实，以达到混淆视听的目的，这实在是一种令人齿冷的招数，更不是做学问的人应取的态度。它可能蒙蔽粗心大意的读者于一时，但绝对不可能蒙蔽所有的人，因为事实毕竟是事实。
二、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我们应取怎样的态度、走怎样的路线？
如果说，李江源、宋鲁郑等所言是出于促进国家的发展与稳定的目的，那么应取的态度就不应当是为连执政党都一再宣称要改革的现行政治、经济体制一味大唱赞歌；即便是为了维持现行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也不应当把赞歌唱过了头。我们都知道，鲁迅曾有过“棒杀”与“捧杀”之说。对于一个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固然不可“棒杀”，而“捧杀”却更不可为，因为这更加危险——它会使成长中的孩子在美滋滋的心境中昏昏然而不知其所止，于是不思进取，不思改变，最终在不知不觉中堕落。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这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外媒盛赞所谓“中国模式”的也已经很多。而作为中国人，自己心中应当很清楚我们还有哪些软肋，还有哪些严重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可能导致中国的发展停滞甚至下滑的因素和“瓶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古训早已有之。
仅就李江源的文章而言，即使从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目的出发，也不应无视事实而将其说成是完美无缺的制度，并 毫无顾忌地将其上升到“体现了人类社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这样的高度，因为此一说，等于是在宣告我国政治体制是无须进行 改革的——如此完美的制度还要改革什么呢？——但这是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撑的。否则，笔者想请李江源等告知如下问题的答案：
1、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宣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要“保障人大代表依法行使职权……”胡锦涛总书记说这番话是否在无的放矢？这番话是说明我国的民主政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美无缺还是有许多名不副实亟待改革之处？“人类社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就要朝着这样尚在摸索和改革之中、并未成熟的政治制度方向发展吗？
2、我国是否存在特权监督难的问题？中共以及政府的监察制度是否已经非常完善了？在许多领域，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是否得到了有效的保障和落实？为何举报贪官常常要冒着生命危险？为何访民常常被抓进监狱或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还要不要完善、改革？ 为何几近“三权分立”的香港在世界180个国家官员清廉度指数排名中名列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就能够代表“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吗？12位，出了陈水扁贪污大案的台湾官员清廉度指数排位在第40位，而中国大陆官员清廉度指数排位却在第72位（据说这已经是有细微进步的了）？这能说我国的政治体制完美无缺了吗？我国当前的
3、仅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来说，从代表的选举、产生，到权利行使的具体操作程序，有没有明显需要改革或改进的地方？不说一人一票的选举，在某些区、市人大代表的产生过程中，许多公民压根儿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正常合理的吗？普通公民就不去说了，仅就人大来说，他们是不行使监督权还是无法行使监督权？否则，如何解释从中央到基层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是应当为它一个劲儿地唱赞歌还是应当想方设法促其变革、促其完善、促其进步？
4、如果承认一党执政是世界各种政治体制中的一种的话，如果承认一党执政是世界各国政治体制中并不是多数现象的话，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且“与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相适应”，此说是否有点妄言妄语而过了头？是否有些不负责任？ 是否有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
如果李江源先生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论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可行性，同时指出它需要改革的因素，那倒不失为一篇具有建设性的文章。否则，如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上面的问题，就要说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权力结构代表了人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更高阶段”，这只能糊弄三岁娃娃。从初中政治教科书或报章杂志上摘录一些阐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的文字来完成一篇学生作文是容易的，而要面对现实、平等对话、实事求是地有逻辑地论证，那就不那么容易了。
三、拿出点更有份量的理论和全面的实证来批“三权分立”吧
在媒介，看到过一些批“三权分立”的文章，但是说老实话，有说服力的还真没见到。笔者并不想去褒扬什么“三权分立”，因为笔者并没有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生活过，缺乏体验。但 用俗话说，没吃过猪肉还能没见过猪跑？远的不说，仅香港特区的发展和廉政建设的成就就很有些值得借鉴、学习之处——不管什么“几权分立”，抓到老鼠就应该承认它是“好猫”。笔者和广大人民都深深知道，权力是需要制约和制衡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失去制约和制衡的权力必然要产生腐败，这也是被称为 铁定规律的事实了。说“多党制”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似乎从逻辑上还有一点点道理勉强可说，而不管三七二十一，一说“三权分立”就扣上所谓“资产阶级”的大帽子予以枪毙，连学术讨论的余地都没有，这是何道理？
诟病“三权分立”者所用的论据不外以下几种：
一是拿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民主实践说事儿。这是不值一驳的。前文已有阐述，不赘。
二是用所谓“后起之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佳，或所谓“民主乱象”来佐证“三权分立”不是个玩意儿。可是这种不符合逻辑的论证并不能说明问题，因为所举实证不周延。因为——
其一，后起之民主国家，有的实行民主政治历史较短，它们还在发展之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种制度在一开始就非常完善的，正如一个婴儿出生后的第一声啼哭不可能就是一首好诗一样。
其二，有的所谓后起的民主国家，其制度设计本身就有弊端，有的其民主程度有限，那属于操作层面的问题；有的则是一种专制和民主的混合体；一些国家出现的问题，其实并非民主核心价值以及原则要义本身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诟病民主或“三权分立”者从来都是从笼统的所谓“民主乱象、经济滞后”来大而化之地论述，而未见具体分析“三权分立”究竟是如何阻碍这些国家发展的 论述，未见对“三权分立”制度本身弊端的分析。
其三，诟病“三权分立”者往往绝口不提那些在“三权分立”民主体制下，国家以及人民生活发展得很好或比较好的例证，就连我国香港特区也是绝口不提的。
其四，一些人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将“中国模式”与“民主”对立起来，这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因为“中国模式”中恰恰也有民主（尽管还存在很多缺陷和弊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发展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与发展，同样与民主政治的发展不可分割——可以说，没有民主政治的改革与发展，中国的发展与崛起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讨论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正是为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真正的和谐与稳定。
其五，还有一种论调：即在“三权分立”前必冠以“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的帽子，以此唬人。而这，除了想让人闭口以外，是最没有说服力的。什么叫资产阶级？什么叫资本主义？ 我国一些腰缠万贯的私营企业主算什么阶级？为什么他们照样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的人还是党的书记？还有的是优秀党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 实质含义是什么？邓小平先生早就说过“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现在为何动辄又来“姓社姓资”的论调？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从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利益、是否有利于 克服弊端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来谈“三权分立”究竟如何有害？
因此，要批判“三权分立”，必须以全球视野、全方位地、立体扫描地、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分析和归纳，实事求是地拿出点更有份量的理论和全面的实证来批“三权分立”吧，否则就压根儿甭提 这个问题，就直接说不要解放思想，不要深化改革，一切的一切就像这样继续下去倒还好些。——然而，不改革，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一味唱赞歌是唱不出可持续发展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古 训真的很不错。
以上是读李江源先生《最符合我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制度》一文后的几点感想。如果李江源先生或宋鲁郑先生愿意反驳、指正，笔者将很高兴地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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