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看法

刘国恩 原创 | 2010-08-26 14:56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网易财经: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刘国恩教授来谈一下刚刚国家发布的基本药物目录相关的问题。刘国恩教授是这个领域的研究专家,相信会给我们在药物目录的解析上,能给出一些非常有见地的分析。第一个问题,您在一次的演讲中提到,2004年咱们统计的重要品种870种,西药1310种。这次公布的总数才307种,中成药102个,大概占1/7左右,您认为这么少的数量合理吗?

  

  刘国恩:国家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本来就是对于过去更宽泛的基本药物界定做一个更为严谨的, 更为准确的筛选,所以这次300多种基本药物的选择,基本上参照了国际上的基本药物目录的平均数目来遴选的。因为在国际上来看,很多国家在实施基本药物目录的时候,大多数基本药物的数目都在300、400左右。实施基本药物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和不发展国家,发达国家较少实行基本药物政策, 这也是适用发展中国家阶段性条件的需要,因为他资源相对来说比较稀缺,医药供不应求比较严重。那么过去从1000、2000左右基本药物是比较宽泛的定义,所以也一次从数量而言,还是比较接近国际基本药物目录的水平。

  

  至于是不是严格的按照基本药物的要求,在这么短时间里面遴选出真正意义上的基本药物,满 足所要求的条件,这个我想是需要一定时间来进行完善的。所以这次特别提到了要实行动态管理,就是说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专家们不可能在一次遴 选当中就那么准确的选到基本药物。市场上有5、6千种药品,很多在医保目录的范围里面,而过去的基本药物本身已有1000多种,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从数量范围上来看的话,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我们在《基本药物目录》的范围里边,如何更准确的、科学的去遴选那些真正意 义上的基本药物,这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重中之重的工作。

  

  网易财经:我日常在接触到一些企业的时候,这个目录公布之前很多企业也都在猜测,也争取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利益加到进去,希望自己的产品进入到里面。存不存在为了跟国际上大约数字相当,然后放弃掉一些呼声比较高的药品?这次公布的第一批存不存在这种情况?

  

  刘国恩:我们目前不要把着眼点集中在具体的某一个药品进不进入目录里面,还是应该从比较宏观的遴选原则,执行政策的一些条例,遴选过程和执行措施方面,这些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这次的基本药物政策是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政策 要求在全国所有的基层医疗机构,尤其是国家举办的,全部配备和使用,所以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基本药物的 基本要求,这些药品应该是经过长时间的使用,安全有效,防治必须,经济合理,换句话说是高性价比的优质产品。可以想象,他既要求这个产品安 全系数高,效果好,还要价廉,那就非常不易。比如很多新药,安全性、质量和效果应该是高过老的产品,不然的话 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时候就不行了。当然也有因为工作的疏忽放进来的,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应该假定新的产品比老的产品疗效更好。

  

  但是,疗效更好质量更好的产品显然投入一般也更大,研发成本更高,所以这就要求我 们从质量更高,效果更好的新产品当中选出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如果是凭人为的判定就很难了。如果一个新的产品是质优价廉,那当然选它了,但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新产品是优质,价更高,所以这就需要做科学的评判,目前 越来越多的科学方法可供参考,比如药物经济学,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依靠的科学手段,有助我们更为客观的,准确的去评估这些药品。所以这次在基本药物政策方案的两个文件当中,都多次提到了药物经济学的作用,我觉得我们政府在转型当中,学习科学发展观的的体会越来越到位。对新的药品确实是一个挑战,尤其是一些还没有过期的一些专利药品,缺乏能够比较的同类产品,所以这些独家产品要进行更为严格的评估,依赖更为科学的评估方法,包括药物经济学。

  

  网易财经:其他的品种,像那些跨国公司呢?

  

  刘国恩:对呀,比如一个新药,他原本没有和他类似的产品在市场上,专利没过就是独家的,没有竞争产品。

  

  网易财经:那那些跨国公司他也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呼吁了?

  

  刘国恩:当然了,作为一个公司来说,考虑盈利再正常不过了,否则就是慈善组织了。当然,公司盈利目标不一定必然和社会目标根本冲突,如果他盈利的前提是在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市场上的话,那他必须使得百姓受益,才能够盈利。如果不强迫,自愿购买的话,产品就必须安全有效,人们买得越多,他受益就越多。所以医药企业极力把自己的产品推荐给有关的政府机构,争取能够入选《基本药物目录》,这是很正常的,既是对他公司的负责行为,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行为,如果社会各个方面都能够参与《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有产品的供方,有产品的买单方,还有使用药品的需方,大家都参与,就更方便,更和谐。

  

  网易财经:有一个制药的负责人,就说这样一种制度好象不太鼓励新药,因为新药在研发过程当 中,他不能及时的进入目录里边,因为他一些研发资金这方面的成本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从长期来讲,可能影响到《基本药物目录》,因为前期跟不上,后续的要动 态的调整《目录》的话,那么三年以后还没有一些新的药梯队性的跟上来的话,长期来讲也是不好的,他就呼吁希望在新药这一块也有一些专门的基金,就是国家有 一些专门的政策。在您参与的过程当中,有这方面的考虑吗?

  

  刘国恩: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确实不应该忽略,作为一个国家来说,除了基本药 物政策而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范围更广的国家药物政策,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他们两个是高度相关的,换句话说,基本药物政策应该是国家药物政策的 一个部分。基本药物政策主要解决当前药品的最佳合理使用问题,解决老百姓目前的合理用药问题。前提是这些产品已经到了市场上来,我们如何从市场 上可供选的产品里面,选出最好的几百种基本药物,供目前的需要所用。而国家药物政策不仅要关注当前的药品使用,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位同志讲的,还要考虑到 未来的需求,使新产品源源不断能够有机构把它提供给我们社会,供我们选用。这就需要企业和社会都进行投资。企业投资是很正常的,我们社会怎么 投资?社会投资就是给他更合理的补偿,所谓优质优价,只有企业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回报,他才有经济基础,不断的 去为人类开发新的药品。所以国家药物政策必须包括但要超越基本药物政策的范畴,这里创新是其扩展部分的核心。所以我们在强调药品的合理、有效使用的同时,这是基本药物政策的核心,还要强调一个国家对药品未来的研发和使用,这个工作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是和 基本药物同等重要的。比如我们关注今天,更有关注我们的未来,我们关注自己,也得关注我们的后代,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认识,要有基本药物政策,还要 有国家药物政策,这里研发和技术创新是其核心。

  

  所以在实施基本药物政策的时候,包括昨天的文件以及4月6日的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 生改革的意见,都一直在强调基本药物政策主要是在基层医疗机构实施,而不是集中在二级,甚至在三级医疗机构推行。因为基层机构主要应对大众多发病、常见病,疑难重症还得需要更好的技术,同时还要考虑更新的产品来应对我们人类未来疾病的需求。所以这有一个主次之分,百姓的高端医药服务需求,应该更多的由医疗保险政策来涵盖,而基本药物为医疗保险的一 部分,但不是全部。换句话说,300多种基本药物全部都由医疗保险政策涵盖,但是医疗保险政策要比他宽得多,不属于基本药物目录里 边的很多药品通过医疗保险来补偿。这样子我们一方面能够满足老百姓更高层面上的需求,一方面又可以给企业提供一个更广的范围,获得合理的回报,这样他们才有一个经济基础,能够可持续的为我们创造和提供新产品。这两个概念大家一定得清楚,基本药物政策和国家药物政策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小范围和大范围的关系。

  

  网易财经:您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下一步我们国家还会针对这一块有一些政策要出来?

  

  刘国恩:当然了,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方面的工作,比如包括我们前一段时间卫生部陈部长领导的国 家“健康中国2020”里边就有五个大的部分,其中一个部分就是国家药物政策,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桑国卫副委员长领导的,我自己也参与了。几个重要的学者型领导都直接主持了“健康中国2020”其他部分的研究设计。

  

  网易财经:国家药物政策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刘国恩:这个我们一直在探索,应该强调的是,我们在开展基本药物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医药产业科技创 新的力度,推行产品的优质优价政策,同步实施。我想,医药产品的创新发展,必须依赖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首先是法律法规杠杆,怎么理解呢? 一个新产品研发出来,如果我们社会能够有更好的保护措施,确保这些研发机构和个人的合理回报,不至于让他人随意、无代价的抄袭,那么他们就可以在市场上占据应有的份额,获得应有的回报,这样才有动力和基础继续去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一个国家的新药保护和专利政策 的建立和实施非常重要,在过去,好象这只是更多在保护国外主体,因为中国基本上是仿制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创新的能力要逐 渐提高,也必须提高,所以不仅是外国的研发者、发明者,越来越多的中国研发者、发明者,需要更规范的法律法规提供更 好的创新平台,使他们有动力和能力进行新药创新。

  

  第二个就是资金杠杆也可以发挥。作为国家来说,有些研发基金可以 做一些倾斜性的支持政策,去扶持新药的研发、使用、推广,这应该成为更为明确的发展目标。一个泱泱大国,一个崛起的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作越来 越重要的角色,我们中国今年年底将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要有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措施,不能够仅仅停留在目前的仿 制品生产阶段,这对目前的发展不利,对未来发展也不利,对树立国际形象更不利。

  

  网易财经:对老百姓也是不利的。

  

  刘国恩:所以国家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战略性的措施,把一部分资金用于优惠政策,鼓励创新。说老实话,在我们四万亿的经济刺激投资里面,比如能够拿一小部分出来,几十亿,拔一根毛,用于支持新药的创新, 新技术的研发,我觉得对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子孙后代,对中国的长远发展都更有贡献和意义,这是第二点讲的资金杠杆作用。

  第三个就是价格杠杆,我们的药品上市以后,药品的价格如何来确定,因为历史的原因, 我们的药品最高限价还是由政府机构在定。大家知道,政府机构确定价格的时候,不管多么努力,人们获得市场信息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一旦我们的 能力不能够适应我们获取市场准确信息的要求,那人定出来的价格就不能够正确反映产品的真实价值,就不利于产品的合理补偿,最后就不利于这些产品的创新、生产和流通,以及机构的可持续发展。

  

  网易财经:这个事前面有教训。

  

  刘国恩:有很多教训,因此我们要从长计议,要考虑如何去探索以市场供需为基础的价格形成机制,这在4月6号的国家医改方案里面特别提到了,我们要加大探索医药价格的形成机制,逐渐从行政干预转型到一个更为客观、科学的机制上来。所谓优质优价,不是坐到办公室里就可以把理念变成现实 的。如果不通过市场的信息,市场的条件,市场的供需来反应,很可能就不是优质优价,而是优质低价,或者劣质低价,这不是主观对错的问题,而是能力的先天 不足。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的杠杆,都应该充分发挥,促进我们医药产品的创新:一个是法律法规杠杆,一个是资金杠杆,一个是价格杠杆。我以为基本药物政策是很好的,但还要有促进创新的国家宏观药物政策。

  

  网易财经:要做的工作比这个多得多了。

  

  刘国恩:是。

  

  网易财经:我印象中,好象是前两年国家发改委动不动就公布一批药品的限价,像您刚才说的,人为的做一些这样的工作。但是后来被证明,一旦公布这个限价,这些厂家就不生产这些产品了,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还限制了一些最基本的需求。他不生产这种低 价的东西,他就会用高价的东西替代,对老百姓而言也是受损失的。

  

  刘国恩:并且很可能会产生对企业的负面激励,让他不去进行产品的创新。因为简单的以成本定价的话,那他就抄袭别人是最简单,最方便,也是最划算的。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目前被动的,主要做仿制药的状态,过渡 到一个自主创新,做一个对世界有贡献的领导角色的互换。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的,如果说四万亿能拨出一小部分,对社会效益是非常大的。

  

  刘国恩:四万亿只是一个例子而已。

  

  网易财经:医药行业不是也有8500亿的规划?

  

  刘国恩:那不是对新药的研发,八千五百亿里面大概2/3用于需方,就是通过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 疗保险制度,包括新农合、城职保、城居保。还有1/3要用于基层医疗机构的建设,包括农村和社区的,但这没有提到新药的自主创新和研发问题。我觉得中国目 前应该有条件逐步开始这种新的战略规划,主动培养中国的自主创新条件和意识,中国才可能从一个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的国家,发展成一个领跑者。根据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这种前瞻意识和战略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也是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

  

  网易财经:您在8500亿里面提到3400亿是中央支付的,剩下的是地方支付的。我们采访中,无论是地方的政府官员也好,还是企业家也好,对于地方出5100亿大家都不是很乐观,您是怎么看的?

  刘国恩:我觉得这反映了客观的现实,很多地方政府财政是相当吃紧的。我们所说的地方政府 有三级,省级,地市级,和县级。最困难的是县级,其次是地市级,然后是省级。如果地方财政的压力推到基层的县级政府,那这个问题是相当艰巨的。如新农合,其筹资主要是在县级这一块,城镇居民保险的统筹目前既有县级的,也有地市级,相对来说好一点。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统筹层次往上提,到地市级,有一些地方可以考虑到省级统筹,那地方财政的压力会因为统筹层次的提高而减 小,统筹的能力也会因此而增强。这样我觉得配合中央八千五百亿的计划,中央财政拿出的一部分到位以后,那么地方财政到位的可能性就会提高。

  

  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实际问题,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下。例如在社区医疗机构,政府要求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政策强制规定使用《基本药物目录》里边的产品要平价平出,15%的加成没了。问题是,现行的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使得大多医疗服务是赔本经营。在过去,因为药品的15%加成政策许可,通过这个加成弥补医疗服务的损失,所以“以药养医”不是一个机构行为,更不是医生行为,而是一个 制度行为。如果严格执行基本药物政策,平价平出,把15%砍掉了,那对医疗服务机构来讲就剩下两条路,一个就是 放松医疗服务的价格管制,可是这个看来短期内还很难实现。

  

  另外一条路就是搞所谓的“收支两条线”,这关键在于财政的预算开支是否及时、充分。不幸的是,我们的近期调查发现,很多地方财政 既不及时,也不充分,那医院怎么办?医疗务机构一个方面不敢再收15%的加成,违反政策,医疗服务这边收费没上来,财政这边不能及时到位怎么办?要么关门,这更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老百姓要看病的。那剩下的一条路就是逼着药商、供货商垫付资金和 回扣。因为现在医疗服务机构跟药厂之间是买方市场,为什么?因为医疗服务市场是相对垄断的,开放程度底,而医药市场是相当开放的,所以医药是一个买方市场。这个时候买方就会要求医药厂商提供资金的垫付和回扣,这可不是道听途说,是调查发现的实际情形,并且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要求药厂给钱反点:5%的点,7%的点,10%的点,就这么简单,要不就别到医院这里来。

  

  我说这个事情并不意在指责医疗服务机构,其实他们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够做的就是去和比他更弱的一方谈判要价,这个就是强者胜,弱者输,因为是买方市场,被逼无奈。这就是谁不尊重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就不尊重谁。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相当麻烦,因为这等于把医疗矛盾问转嫁到医院和药厂那去了,这将非常不利于整个医疗市场的发展,从政策上来讲也不是公平的。这要求我们很好的审视基本药物政策在实施过程当中面临 的若干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太能够想象周全的。事实上,我一直就对“收支两条线”政策持保留态度,我并不反对政府拿出充足的资金保证医疗服务机构的运行,一个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不会反 对。问题在于,这个财政要求在很多地方是达不到的,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如果地方财政不能到位,就会出现很多我们不想看到的问题,包括前面反应的社区医疗机构被迫向药厂索要资金垫付和回扣等非常严重的问题。

  

  在一些发达的地方,地方财政充足,可以探索实施收支两条线,但是我个人以为,中国这么大,地方财政的千差万别,强制“一刀切”执行收支两条线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要慎而又慎,我们有句古 话: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要让基层医疗服务提供优廉的医疗服务,药品还要平价平出,如果地方财政不能够按时、按量到位,那怎么办?所以我们政府确实应该更多的去考虑在实施过程当中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到各个地方的具体条件,我们中国和世界经济接轨的程度越来越大,市场游戏规则越来越关键,所以政府的强制性干预措施要慎用。我想我们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也饱尝过很多这样的酸甜苦辣的教训,也知道他的代价有多大。在目前中国转型的结骨眼儿 上,我们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慎而又慎的使用政府强制性措施。

  

  网易财经:您刚才提到,我们国家目前对医疗服务的放开管制这一块,恐怕短时间内是很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讲,我记得您以前有演讲中提到,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到这一块,增加服务提供商的供应,但是如果服务价格管制放不开的话,在取消药品加价的情况 下,民营资本的盈利空间在哪里呢?

  

  刘国恩:看我们基本药物的规定是怎么说的,在政府办的基层医疗机构中,要严格的执行基本药物 政策,要全部的配备和使用,价格由发改委来统一出台。那么在非政府办理医疗服务机构当中,要参照执行,根据有关规定来执行,这个有关规定就提供了一个空 间,就是有关的条件,根据各个地方的特点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也就是说非政府机构登记注册的时候,如果是营利性的机构,照章纳税,但是价格上就有更大的自 主程度。非营利性的医疗服务机构,可能在政府机构和营利性的之间的自由度。所以对非政府医疗服务机构而言,在价格上有一定程度的弹性空间,但是他是不是能够公平的 获得定点医疗机构的资格,医务人员的技术职称是不是能够公平的得以解决,这样人才队伍才能够建立发展,人才的素质才能够提高,他才有动力、有能力、 有基础进行自身的学习、完善和提高。在过去,民营医疗服务机构很难成为医保地点机构的考虑范围。第二个就是他的技术职称很难解决,基本上是不可能,在科研立项上更是处于非常的 劣势。

  

  以上三点在新医改方案里面都明确提到了,所以只要我们各个地方能够认真、严格的落实新 医改方案的这些原则,我想医疗服务市场的发展会越来越开放、健康,更多的民营资本不仅能够进来,还能够有一个和谐成长的条件和空间。一旦这些民营的 社会资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健康的发展空间,我相信其结果不仅对这些机构本身是有利的,客观上也会促进医疗供应能力的发展,改善看病就医的服务条件,减少百病看病就医的困难。从这个意义上看,引入社会资本,开放式的发展,是促进社会公益目标的。所谓公益性说白了应该是公众受益嘛,如果离开了公众受益,抽象的理解公益性是非常困难的,没有意义的,公益性项目不仅政府应该做,非政府机构也可以做,最重要的是要看公众是否因此更多受益。如果在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上主要通过医保解决,看病难的解决必须依赖医疗服务供应能力的扩大,因此非政府机构的参与与我们的公益性目标就不相违了。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我觉得和引入社会资本、开放式发展是不矛盾的。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需要 有一个更大、更充分,更有效的医疗服务平台的支撑,这个医疗服务平台谁来建设?除了政府出资可以建设,社会资金也应该并且有能力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有效,更强大的医疗服务平台。如果没有这个服务平台,供应能力上不去,很难想象我们 医疗保险建立的目标如何实现?大家有了医保,解决了看病贵的问题,如果医疗服务供应能力上不去,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购买能力 有了,货架上没有东西,想象一下将是什么样的状态?要不就是通货膨胀,要不就是排长队,一下子回到30年前了,那就要发票了, 就要排队,限量供应了,想回到那个年代吗?不想。

  

  网易财经:我看您之前一直还呼吁医生多点执业给他们的问题,有一些地方也试点这样做了,能不能说一下这样的好处和弊端?

  

  刘国恩:这个是我们政策实施以后必然的要求。比如我们公立医院本身要发展,他必须要求逐渐减弱或者削除目前发展的约束条件。根据调查,目前公立医院发展的主要障碍有两个:资金和人才。首先是缺乏畅通的融资机制,名曰“公立医院”,可是政府给的钱不足10%,所以他要靠收费补贴,这里边又出现以药养医的问题。

  

  第二个对公立医院发展的制约就是人员问题,可能人员在某种程度上比资金的约束还要大,因为公立 医院工作的医生、护士和其他工作人员是政府编制,是事业单位,动弹不得,只能在一个地方合法行医和从业。医疗服务主体本来应该具有高度的灵活和自主性,才能适应高度不确定性的医药服务需求。我们现在人员的编制是几十年来留下的计划经济产物,医生的干部制的编制,导致我们的好医生和优质资源主要聚集在三级医疗服务机构。如果一个好的医生想到社区服务,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必须 放弃目前的工作,哪一个医生会放弃自己三级医疗服务的机会?到市区开业?为社会做贡献?没有。其结果就是好的医疗人员聚集高端医疗机构。

  

  如果我们要打破这个困境,就必须对只能够在一个地方执业这种干部制管理松绑,换句话说,他可以到社区里就业,而不必放弃自己高端医疗工作的机会。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我想有很多优质资源就会下沉到社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了。这就是我们对中国医生重新定位的必要性,要从现成的干部制管理,转型到我们社会客观需要的自由职业者。这不是异想天开的说法,而是客观要求,在我们越来越融入到一个全球化经济体里的过程中,医疗服务这个行业本身的灵活性、自主性,要求医疗行业必须是高度自主灵活的,而不是行政式的干部管理。否则,好的医疗资源留在好的地方,中等的留在中等 的地方,差的留在最基层,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另外,如果这个问题要不能够解决的话,还会反过来影响到我们基本药物政策的实施,因为基本药物实 施必须依靠医疗队伍,而医疗队伍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够得到解决,影响就更大了,因为处方是通过我们每一位医生之手出去的,如果人员队伍问题没解决,基本药物政策如何能够达到其预期目标?所以这次医改方案说 了五个重点,基本药物政策只是其中之一,另外还有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社区医疗服务建设,公共卫生均等化,以及公立医院 改革问题。公立医院改革可能是最关键的一块,也是最难的一块,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说的若干问题,公立医院资金不足,从哪获得更多的资金?可不可 以面向社会融资?根据我们刚才谈的情况来看,面向社会融资已经不是我们谈的“要不要”的时候,而是如何进行社会融资的问题。有时候人们还在讨论公立医院应不应该进行社会融资,我觉得这个问题 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

  

  另外就是公立医院的人员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公立医务人员的现状非常尴尬,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行政执业定位问题。如果不改变职业定位,医务人员积极性就不可能彻底调动,医疗服务生产力也就不可能得以真正解放。中国医务人员的流失多么的惨重?我们从 89年到现在,一千人里边的医生数基本上没变,这是非常恐怖的数字,而我们每年50-60万的毕业生哪去了?显然大部分没有从医,在业的医生也在流失,最优秀的高中生不会在中国报考医学院,这是多么令人担心的事情。一句话,中国的医疗行业不是高度专业化的社会职业,而是一个政府事业部门,那怎么行啊?

  

  网易财经:按照您刚才的话说的话,如果人员解决不了,我们的患者对基层医疗机构不够信任的话,还是会去大医院求医,基本药物制度覆盖基层的作用就会受到影响。

  

  刘国恩:我们的五个医改重点里边谈到了基层医疗服务的建设,也就是说要对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硬件的建设,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还有一点没有说到,就是如何加强基层医疗服务人员的发展,这个发展不能够仅仅靠过去那种行政手段,包括对口支援、职称评定时候强制要求下乡一两年,以及要大学生们读了书以后哪来哪去等,这些措施不仅低效,也可能有违个人的意愿,这些工作不能说都未发挥作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计划经济年代,我们主要是靠这种牺牲个人服从社会的制度安排进行的。虽然现在不能说把这些东西全部丢弃,但是要更多的考虑医务人员的自身动力和积极性,有激励,为追求自身事业的发展,甘心情愿到广阔的社区去执业,这要求我们社区有一个开放发展的创业平台。可是现行体制没有这个平台,在单点执业的制度管制下,好医生当然到好医院工作,如果要到社区从业,必须放弃更好的工作,所以医疗资源高低两极分化是必然结果,这就是多点职业最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多点执业目前只是中央指导文件谈的原则,要把它付诸实践,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其中一个是要从法律法规上解决这个问题,明后年还需要我们人大代表如何从法律上定位。第二,这么多年来的单点执 业,形成了相应的医院管理体制,现行管理体制显然不能够适应多点执业的要求,包括我们人员的管理水平,管理素质,这就要求我们重新讨论与多点执业所配套的管理体制。有一些人可能因为这个更高的要求,觉得还不如保持现在的状态好,因为现存的是最容易的,简单合理,那我们中国的改革不就停下来了吗?改革就是扬弃过去不合理、落后的东西,追求合理的更先进的东西。如果革新追求没有代价,那么就谈不上追求了。 所以我们在管理体制上也要进行探索和改革。我个人以为,不要因为管理体制上要求相应的革新提高,我们就放弃对医生多点执业制度安排的探索。

个人简介
刘国恩教授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医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刘国恩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健康与经济增长,医疗体制改革,以及医药经济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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