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者的状态很尴尬。
媒体要求深刻，就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媒体要求专稿，就必须舍弃一稿多投；
媒体要求专业性，就需要有坚强的理论支撑；
媒体要求安全性，就必须做到文责自负，出了事情，被跨省搜索也是会出现的事情；
媒体要求作者头上戴光环，就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些显赫的头衔。
媒体要求有时效性，就必须要追寻热点事件、热门人物、热点话题那一类的“快餐”消费，跟风而动。
当然，这并非就是媒体的错，媒体处在行业的竞争、市场与主管机构的夹缝中，要想生存难度也不小，多一分理解、多一点包容，也就多一些机会。
但有一点，总是让人感觉别扭。那就是编辑在约稿的时候，大体喜欢采用命题作文的方式。
所谓命题作文就是把选题、思路以及脉络之类的东西先行设定与规范，然后再客气地与一些专家约稿。从自我保护的角度，这本无可厚非；从工作职责，那更是责无旁贷。虽然稿酬不多，却可以补贴家用，但那种命题作文的感觉，却让我感觉怪怪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感觉怪怪的。
另一些媒体，对于网络博客上已经发布出来的文章都表示不会采用，所以即使网络博客上的文章，观点再独到，内容再无懈可击，一概采取封杀的态度。
一位编辑朋友换了新工作，从一个媒体到了另一个媒体，所涉足的领域从泛财经到了宏观经济，她就某个政策的出台跟本人约稿，但那个选题本人早在一个星期之前就有所评论，我把专栏里那篇相关的文章发给她，她表示“内容还可以的”，但表示由于是已经在网络上发表过的，所以需要按照她的思路再重新组织一下，读者一看，觉得在网络上看到过同样的就不好了；我表示作为编辑，她可以修改，每个编辑在采用稿子的时候，都是需要编辑的，是对杂志的自我保护。
但她认为，作者本人完善一下，焕然一新的感觉，感觉是一篇新的文章就行了，按这个道理来就是了。
听到这些，作为被约稿的作者，却感觉很难受。
我基本没有写过什么命题作文。我的文章都是在说思想的。思想比主流观点重要得多。
我知道我说话习惯于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在选题、框架、内容等方面被限定住了，我会感觉很痛苦，虽然说在杂志上发表是件好事，即使没有稿酬都意味着一种认同，而且自己的观点可以由于传播而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虽然以前也出现过编辑在采用我的稿件的时候，做一些文字的修改工作，但那还没有提出让我重新写一篇的要求。
比如最近批判那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因为作为御用文人与虽然那可以带来眼球，但他们倡导的东西被采纳、给国家带来的影响有多坏，带来多大的损失，你又有谁考虑过？
现在忧国忧民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现在很多都是御用文人，都是新列强的传教士；我们的传媒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传播的舞台，这将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引向何处呢？
作为民族主义者，比如政策对外资的影响，外资关心的焦点问题等等是触动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的，而且通常在中国的主流媒体中，是不大欢迎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内容的，因为那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相背离，但外资的收益恰恰是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最反感的。
我一切都是以民族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对外资深恶痛绝，坦率地说，在国际化的发展方向中，所制订的很多政策都是媚外的。
因此，建议主流媒体也从民族利益多考虑一些，发表一些不同政见的东西，毕竟编辑、记者、媒体都是喉舌，都需要考虑本民族的利益的。
——仅供参照。
贾春宝
2011年2月2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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