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Intel英特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

赵京 原创 | 2011-02-04 09:53 | 收藏 | 投票

 帮助Intel英特尔改进企业社会责任

 

2010106日,我致函英特尔公司秘书长Cary Klafter,提交公司2011年股东大会的人权提案。英特尔是超级跨国公司(正式员工82,500人,市场价值1,198亿美元),我不想浪费不必要的精力,就单刀直入地介绍自己的背景和工作,特别是去年在谷歌、雪佛龙、新闻集团和思科的股东大会上付诸表决的类似提案,指出英特尔的“公司治理、政策和指南”中,薄薄的两页“人权原则”一项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我向别的公司一样,我的提案要求设立“人权委员会”,审视和处理公司的全球人权事务。

1221日,我接到公司Assistant Secretary & Senior Attorney助理秘书长和高级律师Irving Gomez的电话,我们商定1228日举行电话会议,除了我们外,公司的代表实际上是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ffice Director 企业责任办公室主管Michael Jacobson

1228日的会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互相介绍情况。他们比较老练,知道我不可能简单地撤回提案,同意用书面交流继续对话。

没想到,新年过后,我接到法律事务所Gibson, Dunn & Crutcher LLP的快件。我马上记起正是这家律师行去年受雇于HP惠普拒绝了我的提案,它对我被别的公司(波音、雅虎等)拒绝的历史也“了如指掌”,要求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如法炮制”,就英特尔排除我的提案的行为“不采取行动”。Gomez同时打电话给我,解释说,英特尔是个超大公司,各个部门对我的提案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答复,但公司必须在股东大会的80天之前报告SEC,所以法律部门先雇用律师行汇报上去再说。他请求我不要向SEC反诉,保证公司会与我就人权问题继续沟通。

2月2日,我赶到英特尔总部,与JacobsonGomez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Office Operation Manager 企业责任办公室运行经理Gary Niekerk、人事部门Mary Doyle、还有在电话上的人事部门的另一位女士和“隐私与安全”部门的John Miller6位公司各部门代表对话。我介绍了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工作,并赠送《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企业社会责任》给英特尔,他们也回送《2009-2010英特尔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以技术创新推动社会创新》手册。我还专门带去人到中国的两年纪录,说明在一个非民主选举的国度,任何国际企业都必须倾听民众的意愿,看看两周前的突尼斯革命和正在进行的埃及反叛吧!而只有我们可以为美国的企业与中国的民众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会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可惜他们没有1228日的书面整理(他们解释说,怕我诉诸法庭,留下证据对英特尔不利),再加上另有4人新加入,我们重复了上次的一些内容。基本的关注在于:一、英特尔的political accountability政治责任,只讲服从美国政治规范,没有谈到应对国际政治的原则和政策。二、英特尔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讲了许多气候、水资源、节能等问题,没有涉及在非民主国家做生意时的人权原则,没有一个制度性的机制防止雅虎那样的丑闻/犯罪发生;英特尔既然承诺“保持最高的商业道德规范”、“在发生冲突时遵从更高的原则”,又是“联合国全球契约”成员,就应该在除美国之外资源投入最大、机构设置最全、最大销售市场和战略核心的中国等国家特别注意人权问题。三、英特尔的教育、社区服务等非赢利贡献,只局限于政府认可的NGO组织,并没有直接帮助真正最需要帮助的公民社会的形成。英特尔与清华大学合作较多,但“出土”大批国家官僚的清华,本来也应该倡导民主。我以自己1980年参加中国唯一的一次自由学生会选举、83年力图再次举办自由学生会选举而被发配兰州为例,解释清华大学早已堕落为政治专制的帮凶,在合作时要注意政治效果。例如,英特尔捐助了四川地震救灾,但为人道中国直接向民众发放救灾大米等物资的黄琦却被判了3年半,英特尔在成都的生产线这么大,不应该回避政治责任。影响远大于许多国家的英特尔应该着眼于长期的发展,而在这一点上,只有我们能够帮助英特尔。四、英特尔的业务,包括收购互联网安全公司McAfee后,已经不是单纯的硬体制造商,而深入涉及用户信息等生活层次,现在就开始规划,可以吸取雅虎和思科、谷歌等公司的教训。英特尔本身不便向这些对手取经,这正是我同时作为英特尔股东的方便之处。为此,同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学习过的“隐私与安全”部门的John Miller表示要进一步与我交流。五、英特尔表示欢迎包括股东在内的公司外部人士的任何建议,我指出英特尔过去的类似交流,社交和宣传的成分居多,而我们可以提供实质性的贡献。例如,它的社会责任报告,可以事先邀请我们义务咨询一下,比其“自圆其说”更科学一些。

在会议开始,负责法务的Gomez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像对VISA公司那样先礼后兵,而是“突然袭击”英特尔,一下子就提交提案?我表面上答复说,VISA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中国,英特尔1985年就进入中国了,英特尔更重要。但心里好笑不已:如果不这样,你们会重视我的关注吗?会议最后,Gomez又盯着我问:你能不能撤销提案?我胸有成竹地答复说,提案放到股东大会让全世界所有股东来投票,对你们是一个难堪,但并不是我的目的,只要能达到推动人权政策、改善企业社会责任的目的,我同意撤回提案。其实,我知道,即使我撤回提案,SEC已经备案并将公布于网上,再加上今天的会谈,我的最基本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同意会后用书面做成一个备忘录,继续人权和企业社会责任对话,撤回提案。

公司的人权政策和社会责任原则,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全球性挑战,对于特别关注言论、新闻、结社等自由的人士,一百多年前的安那其主义战士伯克曼正是我们的先驱。面对卡内基的代理毫无人性地解雇、赶走几百户走投无路的工人家族,伯克曼、艾玛等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几乎要出卖肉体),买一只破枪不远万里赶去教训美国的资本阶级代理,虽然被判刑22年,也迫使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大亨们稍微改善了一点人性。人类社会毕竟在进步,我们今天应该比伯克曼们做得更多、更好。

 

 赵京,201023日,圣拉蒙

个人简介
赵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阪大学社会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研究员。曾任职于日本、美国企业,2002年创办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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