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络为王到众声喧哗

　　1978年，我走出偏僻的山村，到一个小镇上中学；1988年，我大学毕业，由上海来北京念新闻学研究生；1998年，我从国外留学归来，延续未竟的新闻事业；2008年，我离开新闻一线，重归校园，开始我的教书生涯。这30年，每逢“8”的时候，我要么离开校园的象牙塔，走向广阔的十字街头；要么告别懵懂的旧日，到书本里去寻觅新的天地。记得曾文正公勉励其九弟的一句话：百战归来再读书，我这30年，是且读书且战，且战且读书。只不过，如果说前20年读的只有书，后10年在读书之外，兼读网。

　　1995年9月，经沈昌文先生的介绍，我正式加盟《三联生活周刊》。10月，在北京东城净土胡同粗陋的编辑部里苦干了一个月之后，我欢天喜地地迎来了“十一”的假期。“又得浮生半日闲”，哪里去转转呢？我在清华大学当老师的一位亲戚邀我去他那里上网。上网？这个“网”是什么东西？“上”了以后又能干什么呢？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打开位于清华大学工程力学系的那台主机时的情景：我感到醍醐灌顶、灵魂出壳，如果我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天启”般的时分的话，那一刻就应该算是了。与互联网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996年1月，我一口气为《三联生活周刊》写了一篇万字长文《Internet离我们有多远？》，是时，北京电报局拥有1000个左右互联网用户，其中个人用户300个。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海南出版社的欧阳欢，希望我能将这篇文章扩展一下，出一本有关网络的专题著作。我说可以，我特别想写这本书——这就是1997年初出版的《网络为王》。在我潜心写作《网络为王》时，欧阳欢正携海南出版社初进北京之锐气，整批量大规模地引进海外版权书。他请我帮忙看看什么样的书值得翻译引进。我们一起去版权代理公司看英文样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尼葛洛庞帝写的Being Digital，尽管这本书混杂在很多书中，但我一眼就选中了它。在20世纪80年代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著作中，《第三次浪潮》卖了上百万册，影响了一代人。我对海南社的编辑说，“尼葛洛庞帝的书就是这个时代的《第三次浪潮》”。

　　拿到尼葛洛庞帝的书，我想起了严复的《天演论》：《天演论》在当时的英国不是一本出类拔萃之作，赫胥黎在英国的思想家当中也并不算举足轻重之辈，但严复把《天演论》介绍到中国时，中国恰好处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一下子就拨动了中国人的心弦，所以这本书反而成了仁人志士必读的“圣经”。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对尼氏的书做了一些“技术”处理，着意把它译成《数字化生存》——可能中国从来都比较需要关于生存的讨论，因为我们从来都有大国情结和忧患意识，总是被奋发图强的念头所激动着。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生存”、“较量”和“球籍”总能挑动中国人敏感的神经。

　　挑动“生存”神经的结果，是《数字化生存》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中国人迈入信息时代之际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从1996年开始，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设“数字化生存”专栏，探讨数字化网络涉及的许多根本性和前瞻性问题。这些专栏构成了我的《网络为王》的大部分内容。因为这本书，我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1997十大新锐作者”，该报称，“作为一名‘新知’类畅销书的作者，胡泳优越的知识结构，良好的专业背景，精妙的文笔及其敏锐的超前性判断，使得他的著作为读者开启出一种新的读物品种：它有敏锐的眼光，也有新鲜的资讯；它有宽阔的文化视野，也有独特的价值判断——它在介绍新知的同时，不忘溯源性的后顾，而在传达时尚的同时，也有怀疑性的前瞻”。

　　就这样，我十分偶然、但也不乏必然地变成了当时国内屈指可数的“最懂网络的人”之一，和一群志同道合者一起策划和写作了“网络文化丛书”、“数字论坛丛书”等等，令中国人感受到日后掀起滔天巨浪的技术和社会海啸的第一丝咸的气息。

　　等我再一次停下脚步，屏息打量中国的互联网时，已是十年之后的2007年。我的新作《众声喧哗》选定了有关网络上的个人表达和公共讨论的话题，和十年前一样，我试图跟踪一个快速移动的靶子，一方面我不得不获取大量的跨学科的学识，另一方面又要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了然于心，两条线作战，把自己搞得颇为手忙脚乱。打个比方说，如果把自己选定的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课题比做一张大饼，我咬下的部分可能超过自己所能消化的部分。所幸的是，我的研究对象的新颖性，使得获取“成熟”的成果本身就成为一种“不可能的任务”。对这个令人激动的新领域，研究者是很难穷尽其进展的，所以，我视自己的作品不是提供一幅地图，而毋宁是提供一个路标，能够促成更多的人进行更多的探索。

　　在从《网络为王》到《众声喧哗》的过程中，中国的互联网已经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变化。十年来，互联网对中国人而言已不再是一种谣传，一种文学幻想的材料，而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登堂入室。2006年5月，我在《读书》上发表《电子游戏：卧室里的大象》，指出电子游戏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一些重要的东西被忽视了，就像大象在卧室活动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人们根本无视它的存在；或者，对一些重要的东西人们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显示的那样。其实，对整个中国互联网，也应作如是观。

　　最近读张东荪，觉得他半个世纪以前说的话，说得是真好：“中国人只知道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而始终未了解民主乃是一种文明，包含有社会、道德、思想等等方面。如果当作一个理想或精神来看，即其包括文明的全体更是易见了。因此我们可不称之曰‘民主’，而称之曰民主原则（democratic principle），或民主理想（democratic ideal）。” 他还说：“民主式的社会中，必须有自由讨论的习惯，有肯与他人调和的性格，有在真理面前自甘让步的气量，有据理力争而不伤和气的胸襟。”在《众声喧哗》问世之际，我衷心希望互联网能够帮助中国社会塑造这样的民主文明，庶几不负一拨又一拨为互联网奋斗过的人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