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有一句名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我知道，生活在当今这个心浮气躁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已经不多了。特别在收视率的残酷压力之下，电视人能够耐着性子守候、观察、研究，发现点真问题、真解决点问题，几乎成为了一种奢望。所以，这句“范式名言”也常被人无奈地断句为“板凳要坐十年……太冷；文章不写一句……忒空”。
我从不否认，电视是一种产业，它自然也要遵循某些产业的规律。商场如战场，很多时候，一场大规模的“冲锋”——是的，仅仅就是一场“冲锋”，哪怕队伍不成形、哪怕管理不到位，只要迅速地完成了市场份额的扩张，短期内所聚敛的大量资源，就能压迫你的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令其在窒息中死去……然后，胜利者一边充分享受收拾战场时的喜悦，一边再腾出手来，调整队伍和强化管理。
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任何大规模的“冲锋”，都会隐含着巨大风险，而所有风险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价值观的扭曲——一切都为了追求短期效应，而忽略了坚忍和诚信所带给人们的长期受益。
即便是做产业，组织的系统化程度，也是决定企业能不能走向胜利的关键；仿佛一个人，你不能因为是他的双手创造了财富，就过分地奖赏双手，砍掉双腿、为双手提供更多的养料，甚至是置头脑和内脏的功能于不顾。
电视除了是一种产业，它也担负着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重任。针对文化的创造者而言，用流水线式的管理（简单地计算“工作量”）和市场销售业绩的考核（“收视率”或“广告完成总额”），都势必造成急功近利，令资源的严重碎片化，系统化优势难以凸显，最后，往往是得之毫厘，失之全局。
我们不妨拿两份平面媒体举例。
胡舒立主政《财经》杂志时，对于主笔以及资深记者，一般都不用工作量考核的办法，而是采取年薪制，容忍其数月乃至半年时间不写时效性稿件，强调其拿出力作，所以，后来才有《基金黑幕》、《银广夏事件》等重磅报道的出台，奠定了《财经》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巨大影响力。
记得《南方都市报》当年曾欲开四个版的评论，我曾对此表示怀疑——一个区域性媒体，主打民生新闻足矣，哪里有这么多评论可做？而力主此议的、时任《南都》主笔的笑蜀先生解释说：评论乃一报之魂。广泛的民生新闻，最后一定会走向对问题的深度调查，而深度调查又一定会呼唤更高立意的评论。无评论，新闻的深度调查也就缺了立意的支撑；无深度的调查报道，评论又容易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几方必是相互支撑，就好比炮兵、步兵和空中打击力量的协同作战。有白刃战，也要有狙击手，有战术安排，也要有战略考量……事实证明，《南方都市报》以其评论的冷峻，促使新闻更硬朗，新闻的广泛与深度结合，又给了评论以高屋建瓴的独特地位。《南方都市报》就此成为一个系统性作战能力很强的媒体、也摘掉了“区域性媒体”的帽子，逐渐成为全国闻名的品牌。
有时放慢脚步，并不意味着裹步不前，只是为了走得更加沉着和稳健。
我还有一个观点：“没有闲来之人，就没有神来之笔”，当然，这个“闲”不完全是悠闲，甚至是孤寂和清冷，一时不入论功行赏者之法眼。
但生命的系统化含义，也往往在于此——许多情况下，支撑产业的关键因素，总是源于看起来最沉默寡言的一批研究者和值守者。
在科技层面，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研发能力，一直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当年发明大王爱迪生创立的GE（通用电气），至今，都是美国最具创新活力和盈利能力的企业，在著名的硅谷，各种活跃的风险投资和天使基金，到处都在寻找那种看似最不现实、最能够“异想天开”的闲人；在日本和德国，我还见过几个十数年如一日地研究单个项目的科研成员，他们告诉我，尽管至今未能在这个项目上获得重大突破，但明智的投资人和科研院所，依然为他们维持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他们多年所累积的经验和成果，也可以“触类旁通”地为企业带来许多另外方面的改进和赢利。
举个例子：2011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都分别超过了1800万辆，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大国”，但众所周知，我国在汽车的核心技术研究领域并不占优。换句话说，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至今，几乎所有影响人类的工业产品，中国人现在都可以制造了，但遗憾的是，没有一样产品是由中国人发明的……而日本人所掌握的汽车核心专利，尽管只占到全球汽车关键技术中的5%，但今年“311“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后，因为处于灾区的汽车部件企业大面积地停产或减产，竟然导致了中国的日产系列汽车，当月整体减产40%以上……
以前，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原则指导下，我们国家曾经试图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放弃了很多科研方面的努力（比如“大飞机”计划搁浅十年），汽车行业，即是一个典型的喜忧参半的例子：喜的是，我们终于成了制造大国，忧的是，我们依然不掌握核心技术。
所以，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中央提出的16个重点产业发展政策（包括三项涉及“军工”领域的产业），“重点”就是新兴的、可以代表未来的、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也有人怀疑：某些领域，国外比我们早走了许多年，技术已经很先进了，为什么不买人家的专利、非要自己搞研发呢？我听到的最有深意的回答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科技体系建设方面，小国可以不求全，但大国必须齐备——这牵涉到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安全性和发言权！
2010年，中国在科技研发上的资金投入已经超过了7000亿，总额高于德国，居世界第三位，预计很快还将超过日本。而这其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则占到了72.3%。这说明什么呢？这意味着，中国人已经愿意将“科技研发”视为是对“未来的投资”，而不能像以前那样、仅仅被理解成是“生产性支出”（成本）。
所以，“耐得住寂寞”本身，也是考验“投资者”是否目光如炬、是否能把握全局以及大方向的一种试金石。对于我本人而言，想当好一名新闻记者，首先就是要明晰“值守和观察”的意义，记者“扬名立万”绝非依赖其自身的面容娇好与巧舌如簧，一是，能不能“等”到一次重大的新闻事件、并与其发生“共振”，二是，能不能嗅觉敏锐地发现一桩被隐藏很深的问题根源，勇于捕捉之并将其拖出水面。但这一切，都需要积累、积累、再积累，挖掘、挖掘、再挖掘。
而对于我已供职八年的东方卫视来说，作为一个综合性频道，其栏目和节目的设置也必须考虑“生命的整体规律”。有一些内容，天生就不属于拼抢收视率的范畴，应当也要让其具有尊严地存活下去，至少，可以成为一种价值标准——比如新闻性的节目，其实正是这种“默默的值守者”，他们是这个频道的“盐”，到了关键时刻，总会发现缺了它不行。而季播的《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和常规化栏目《东方直播室》、《百里挑一》、《幸福魔方》等“长枪重炮”组合虽已基本成型，但因为评判标准单一（都是“收视率”或全国排名序列），同质化的倾向亦逐渐显现，这些情况，都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数月前，《新周刊》年度电视榜发布，我在领奖时曾再次表示：收视率固然是一项重要指标，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的指标；更何况，我们最常犯的错误，是仅仅以一两个栏目的收视率，来衡量一个频道、乃至一个行业的价值。而当前电视的“唯收视率”，正像政府的“唯GDP”一样，都在严重地伤害着文化的生态平衡、甚至正毁掉一个民族整体的精神与价值观。脱衣服的收视率，一定比穿衣服的收视率高，难道我们就可以从此都脱个光屁溜丢、一丝不挂吗？即使按照“木桶原理”，你的一种选择是尽情地将就民众的趣味“短板”、甚至将其削得更短；而另一种选择，则是通过不懈地努力，将这块短板补长……
今天，恰好看到我儿时好友、现任易凯资本CEO的王冉先生的一则微博，仿佛就是写给我的——
“本周三（2011年5月25日，美国当地时间），奥普拉告别秀将盛大播出。九十年代，她曾顶住巨大收视压力，不向婚外恋、私生子等非主流价值观的东西妥协，坚持在节目中倡导在精神层面“做最好的自己”，最终成就了全美最受欢迎的脱口秀。一个社会，无论是否信仰宗教，终究要有灵魂。而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躁动、急迫和物欲中失去灵魂。”
话说到这儿，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
（感谢科技部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元先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沈荣副秘书长为我提供部分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