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Juniper Networks (瞻博网络)股东年会联想到占领运动和“六∙四”人道基金

赵京 原创 | 2012-05-24 11:58 | 收藏 | 投票

 成立于1996年的瞻博网络公司近年发展较快,2010年市值达168亿美元,员工超过9千名,运营收入达到41亿美元。连网络霸主思科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也被其侵蚀不少,怪不得思科的秘书长给我们开出竞争对手名单,希望我也能帮助改善瞻博等的人权政策。瞻博的网站自我介绍道:“我们相信网络是人类在知识、理解和进步方面最伟大的传播工具。我们致力于以新的理念和创新来满足网络世界的巨大需求。为此,我们正引领行业构建简单、安全、开放而且可扩展的新网络。”  “我们的客户包括130家全球顶级电信运营商,全球财富100强中的96家企业,数千家联邦、州和当地政府部门以及全球的高等教育机构。” “作为一家只专注于高性能网络业务的公司,我们为路由、交换、安全、应用加速、身份策略和控制以及管理推出了广泛的产品线,旨在提供无可比拟的性能、更好的选择和真正的灵活性,同时降低总体拥有成本。此外,通过紧密的业内合作,瞻博网络正建设一个广泛的网络创新生态系统。”[1]同样引起我关注的是:与其全球性的市场力量相比,瞻博的社会政策几乎是空白。

瞻博2011年下半年来,与思科等一样,业务出现阴影,股票下跌得很厉害(今天股价$17.99,几乎是一年前的一半)。这正是公司头头们谦虚的时刻,听得进股东的建议,所以我决定去出席今天的股东年会。

没想到沿途交通拥挤不堪,原计划提前半小时赶到,结果迟到18分钟才进入会场。这时,最重要的选举(都是公司提案)仪式(因为实际投票绝大多数已经在网上完成)已经结束,CEO首席执行官Kevin Johnson正在报告。我扫视会场,只有二十来位股东和十几个公司人员(董事就有十名)。

Johnson报告完后,请股东提问。一位老面孔股东为公司辩护几句后,就没有别人表态了。我接过话筒,就人权(包括privacy by design在开发设计时就考虑到保护隐私)、企业社会责任等建议瞻博向英特尔那样听取外部专家意见,制定公司长远发展所面临的社会政策。Johnson似乎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提问,只是泛泛地回答说公司在安全设计上有人权考量。一个公司的官员替他回复说,公司的网站有企业社会责任的白皮书(其实没有,网站上的几份white paper是技术论文)。接着,那位公司官员提醒Johnson宣布闭会。我一看时间,会议总共才花35分钟。Johnson倒很客气,马上过来与我交谈,打消了我在明年的股东会议上提交人权提案的念头。我们讲好用电子邮件交流。

算起来,我今天“占领”了十分之一的议程,即使股票下跌,也值得投资。我不由得想到:如果我们占领运动的人士每人都买一份选定公司(例如刚上市的Facebook)的股份,一同去参加股东大会,每人提一个自己关注的社会问题[2],把股东大会变成民主的公共社会论坛。如果每一个人选定一个问题,买下几十个、上百个上市公司的股票,到每一次股东大会上去宣传或抗议,现存的经济制度就瓦解了,就会帮助美国企业乃至全球的民主化,实现美好的安那祺主义社会秩序。当然,要把一个社会政策提案推到股东大会表决,需要一定的资金(维持2千美元以上股份价值)、时间(两年)和经验(克服公司律师的刁难)。不过,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一定会占领从白宫、霞关到中南海、从最高法院到国营、私营企业等所有事关人类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或密室,让它们为99%的大众服务。

几年来,我对公司治理的关注从中国的人权问题扩展到全球化的普遍社会政策,但毕竟更关注中国社会的进步。在“六四”23周年之际,我不由得再次思考借鉴日本的例子,由社会、企业设立人道基金的方案。1995年,在日本投降50周年之际,社会党首领村山首相承认战争期间日本政府介入“慰安妇”的运营,以社会、企业出资、由政府“辅助”(设立事务局)成立“亚洲妇女基金”,资助幸存年迈的“慰安妇”。这是出于人道考虑作出的一种政治上的妥协,因为日本政府没有道德上的能力承担责任。对于有强大的本国政府和民间经济支持的韩国慰安妇,拒绝这种否认日本政府责任的虚伪收买,值得佩服;对于不可能得到本国政府和民间经济支持的菲律宾慰安妇,在晚年接受价值2万美元的来之不易的安慰,理直气壮。虽然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上层也有有良知的官员,但没有必要指望国家权力的道德水准在近期会达到人道的期望。在今天的政治条件下,由社会(个人)、企业设立人道基金,为受难者和家属提供人道关怀,不失为解决“六四”民族悲剧的现实方案。

为了实现这一方案,比较容易的第一步是帮助在中国做生意的跨国公司(所有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做生意)提供人权、人道、企业社会责任基金。这也是我在与波音、微软、英特尔、思科、惠普这些大公司打交道时的考量(虽然还没有达到目标)。这本来应该在十几年前着手的,因为那时正好可以以此作为解除“天安门禁令”等一系列贸易谈判的条件,相对容易与欧美日(以及台湾)的企业交涉。当然,亡羊补牢,任何时候都不为迟,需要每一个有心人的参与和支持。现在正是考验我们民族智慧、重建一个比较自由公正的社会秩序的时机。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2522]



[2] 例如,谷歌的CEO去年进帐1亿美元,简直是犯罪。他一天的工作,怎么可能创造出普通美国人好几年的劳动成果?各处CEO们“合法”掠夺全球公共财富,已经成为人类公敌,可惜我没有时间和资源处理这个社会问题。况且我已经三次占领过谷歌股东大会,只好放过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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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赵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大阪大学社会学博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研究员。曾任职于日本、美国企业,2002年创办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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