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减版发表于腾讯《腾云》杂志第026期，是针对胡泳先生《创造者经济与传统管理学的终结》的推荐语。）
“创客”是那伙不安份的一群人----
他们搞分享，他们玩创新；
创造是他们的信仰，“创活”是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有属于自己的沟通与互动方式，也更钟意于自己认可的管道与界面；
他们乐意称自己是“数字牛仔”或者是互联网“土著”，但又不愿意被标签化；
他们一面展示着对世界的责任和优雅，一面愤世嫉俗甚或恶毒诅咒意见相左者；
他们有些讨厌传统意义上的“组织”，但对类似于创客空间、创客公会又有很强的接纳力；
他们更敢于不断尝试用不一样的方法去找到解决原有问题的思路；或者他们推己及人，试错解决未被满足问题的方法；
他们追求独立，享受创新，乐于分享，喜欢标新立异；他们也可能对拥戴某些“部落”首领、技术精英、意见领袖有着异乎寻常的激情……
其实，创客与其说是一种称谓，不如说是一种信仰，一种精神，一种生活方式。创客就是你，或者在你的身上也能找到创客的影子。
当斯坦福大学的预言学家Paulsaffo将美国经济发展历程概括为生产者经济、消费者经济、创造者经济时代（1998年以降）三个阶段之后，人们开始接受这个“创造者社会”，开始观察这个“自媒体”的世界，开始思考创造者经济的规则与创客时代的管理。我推荐的胡泳先生的《创造者经济与传统管理学的终结》就可以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创客并非在创造者经济时代到来以后才产生的。创客具有自发性、自我主导性、乐于分享、希望肯定，他们可能并不受雇于任何组织，他们的特质正如TED（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Design）大会受邀者要具备条件所描述的那样，“有好奇心、创造力，思维开放，有改造世界的热情”。其实，孔子、老子、释迦摩尼都是创客；古希腊三大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称得上活跃的创客；每一名作家其实都是一个创客；大家耳熟能详的好莱坞其实就是创客协作工场：投资人花钱请人写剧本，定导演，选演员，制作场景，组织表演，并用摄影机将表演记录下来，压缩成胶片，再把经过取舍、剪辑、合成的影片放给观众看，观众甚至在制作前和观影中都可以参与、主导这种创造。
但是出现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在《创客：新工业革命》一书中描绘的“创客运动”（网民和现实世界的交集）则是今天的事情。因为全球化、数字化、交互实时化、管理文化变革、知识产权制度让人人成为创客变得可能，想来这些大体是创客时代的驱动因素。安德森预测，“创客运动”是让数字世界真正颠覆现实世界的助推器，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浪潮，全球将实现全民创造，掀起新一轮工业革命。
创造者经济时代的开放性、连接性、生态性的影响是深远的。理查德•斯托尔曼（Richard Stallman）的振臂一呼与开放合作践行，催生了自由软件基金会，并于上世纪90年代诞生了源代码公开的操作系统平台Linux。正如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红帽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实如此形容“开源”的魅力：“抓起手来，什么都没有，张开手，你将得到一切。” Linux的意义决不仅限于鼓励开放附有源代码的软件这件事情本身，从Wiki到Facebook、Twitter，从APP Store到安卓，从博客到微博、微刊，从众包（Crowdsourcing）到众筹（Crowdfunding），从微信到亚马逊Kindle电子书店，我们都不难发现它的影子。
再举几个例子。很多人可能看不懂李开复的“创新工场”，实际上它既是一个孵化器，又是一个创新民主化的实验室，更是结构化的定向众包。总之，它是一个全新的创客生态平台。当然，创新工场的开放性还不够。可汗学院（(Khan Academy) 的创办人萨尔曼•可汗是一个创客，他几乎影响了全世界的一代青少年。而TED由在上层精英中口口相传的沙龙，变成网络流行的知识分享平台。它的理念是“创意值得传播（Ideas Worth Spreading）”，TED大会的宗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大会参加者称之为“超级大脑SPA”。
创造者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散性、自主性、交互性。关系结构的变化，交互的要求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交互的界面更是日新月异。同时，众包与创客都大量充斥着虚拟性、动态性、陌生合作。组织、团队、边界、协同、能力、资源、价值、优势等等都可能正在被重新界定与看待。此外，创客时代对开放、社区、关系也进行了重新定义，我们已进入了一个“人人自媒体，个个麦克风”的透明时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Eric von Hippel教授指出我们忽略了一种重要的资源----消费者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在进行了大量案例研究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创新的民主化”，认为消费者创新将成为一种不应被忽视的趋势。他倡导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产品设计应由原来的以生产商为主导，转向以消费者为主导。那么，我们现在不得不思考：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集有多大、有多深，怎样有效衔接、互动、均益？企业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与治理，所有者与合作者如何各得其所？企业组织生态、业务生态、知识生态怎样去协同构建？最首当其冲的比如工业设计、文化产业、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等，其组织结构、管控模式、关系管理方式、协作协同机制等必须如何因应？
一个人本质上隶属于什么组织，就看他在哪里自愿花费更多的时间或者是“优质时间”。“自愿”不是企业组织完全能够雇佣的。“优质时间”就是要看他是否处于激活态在做事情、在创新、在持续提升。这其实就涉及到人力资本的实质。这是今后企业管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世界每天都是新的。一个时点的具象，只不过是多维因素复杂影响的阶段性结果。在全球化与创客运动并行不悖的节点上，要廓清路径、沉淀管理的智慧的确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易事。但商业大未来并非令人惊诧而无所作为。
管理世界的变革同样令人兴奋。Paulsaffo指出，最成功企业一定是那些利用好创造者本能的企业，最大的赢家一定是那些最小地利用创造者劳动的人。我可能只赞成他说的前半句话。IBM每年都有打破边界的“创新周”，获得创新启发与创造性人才。宜家通过举办“天才设计”大赛，吸引顾客参加多媒体家居方案的设计，得奖者获得奖励之外，其作品还将投入生产和市场。宝马开设了客户创新实验室，为用户提供在线的工具帮助他们参与宝马汽车的设计。奥迪也有类似的虚拟实验室。更极端的例子是香港《3D肉蒲团》，有人评价其火爆不仅仅归功于它香艳的场景，它让受众卷进到参与、互动和分享之中的“卷进式创意营销”（Involved、Creative、Marketing，ICM）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一系列的推广动作完全切中这个时代的互动沟通精神。此外，C2B、O2O在传统工业经济时代是难以想像的，而阿里巴巴以生态化理念搭建的淘宝、天猫、金融、物流综合平台颇具张力。
厘清新趋势，让“组织”更具贴近变化的生态服务能力显然是必需的，创客服务及其平台本身也具有很大的价值想像空间。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等“自媒体”取代大众媒体成为重要的传播平台；价值中国、腾讯“云中智库”、猪八戒网、大众点评网、起点文学网等，也都是创客的聚集平台和生态化生存平台。
反观中国存在重物质财富轻知识产权的传统观念。长期以来，我们把劳动和剥削作为经济活动两个基本范畴、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非此即彼。“创造”从来没有独立的地位，而是劳动或剥削的附庸。而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使这种非组织化大规模协作成为可能，知识产权制度是创造者获取经济独立的权利宪章（刘春田）。
在这种大背景下，管理越来越需要前瞻性、包容性、全面关系管理能力与动态调适能力，并做到各得其所。
附荐文：
创造者经济与传统管理学的终结
胡泳 2012-12-24发表于价值中国网 刊载于《IT经理世界》2012年第23期
今天，最成功的管理故事都不是公司的胜利，而是对公司的颠覆的胜利。
2012年7月，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不在中国》的文章，作者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与商业化研究中心主任Vivek Wadhwa预言：“技术进步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像过去20年里美国制造业那样迅速衰落。”他认为，未来将出现一种“创造者经济”，届时大规模生产将被个性化生产所取代。
无独有偶，《连线》杂志主编、“长尾定律”的提出者克里斯·安德森出版了新作《创客：新工业革命》（Makers：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在书中讨论“创客文化”，他认为最新的数字科技与古典的“自己动手”的匠艺迎面相遇，构成了一场“新工业革命”。18世纪掀起的工业革命现在进入了它的第三波。
安德森决心身体力行。11月初，他宣布将在年底前离开《连线》，担任3D Robotic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3D Robotics的主要业务是用3D打印技术制造硬件产品。一改软件业长期执IT业之牛耳的状况，现在有人提出“硬件复兴”，原因是开源硬件和3D打印机将制造业带入个人制造阶段。当产品设计和原型生产加速，会建立一个关于制造品的“长尾”市场。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章讲到的分工，200年过去了，美国管理界现在提出了合工理论。企业正在走向分散型加合作型的存在形态。此种形态必然对过去20世纪的管理学遗产带来冲击，我们所知的管理学大概已经走到了尽头。
企业领导人把自己视为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然而他们所管理的企业却是为了绕开市场而创生的。企业的出现，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挑战：组织成千上万的身处不同地方、拥有不同技能的人，完成巨大而复杂的任务，比如制造汽车或是提供大范围的电话服务。它在工业革命时期曾经有辉煌的战绩，然而200年之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员工和分配资源的方式。
今天，最成功的管理故事都不是公司的胜利，而是对公司的颠覆的胜利。在这个意义上，韦尔奇可能是最后一个伟大的公司创建者。但即使韦尔奇本人，也以向科层体制发起挑战着称。其他的管理明星们都是因为攻击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破坏企业结构、用革命性的策略令大象跳舞而获得声名。换句话说，最好的企业领袖变成了企业的敌人。
理由非常明显。企业是官僚制的一种，而经理本身是官僚。官僚的基本倾向是自我永续。所以，从定义上来看，官僚就会抵御变革。他们的任务不是加强市场力量，而是试图取代、甚至抵制市场力量。甚至是最好的公司也无法保护自己免于破坏性的旋风般的变化和企业的惯性之间的冲突。正如张瑞敏所指出的，日本企业的衰落不是由于“坏”的管理，而是因为它们遵循“好”的管理的教条。它们认真倾听它们的客户，它们仔细研究市场趋势，它们为可能带来最大回报的创新分配资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们却失去了开创新的客户与市场的破坏性创新机会。
由经理人控制的企业无法应付加速的变化，这个弱点只是企业受到的两翼夹攻的一翼。另外一翼是，企业存在的核心理由现在也不保。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他1937年的文章《企业的性质》中论证，“创建企业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物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也就是交易费用。对于任何给定的任务，于合适的时间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人来完成，成本太高，也过于复杂；同样，在公开的市场上，寻找供应商，协商价格，规制绩效，保护商业秘密等等，也完全不可行。企业可能也未见得就比市场更善于调配劳动力和资本，然而，它却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也就弥补了市场的弱点。
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时，互联网时代的曙光刚刚初现。从那时以来，居住在不同的大洲、拥有不同的技巧和兴趣的人们共同工作、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产生了量子跃迁。极其庞杂的事业，如编写维基百科和合成Linux操作系统，在毋需或只需很少管理的情况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的成就，使得像唐·塔普斯科特这样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预测说，“大规模协作”现在成为了经济组织的新形式。他相信，企业的科层制会彻底消失，个体现在被赋权，得以共同创造“一个新纪元，甚至是一个黄金时代，可以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或是雅典民主制的兴起相媲美”。
这当然非常夸张，最不切实际的技术爱好者也很难想象，比如说，一架波音787客机会经由“大规模协作”而建成。然而，趋势的确已然形成，无可否认。交易成本正在快速降低。我们现在既有需求、也有机会设计一种崭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以及一种新的管理科学，以处理21世纪的变化惊人的现实。这一新的经济组织方式将更像市场，而不像过去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