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植山：中医之魂在《黄帝内经》中

　　作者简介：

　　顾植山，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江阴柳宝诒四传弟子。历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学术编委、新世纪全国《中医文献学》教材主编、教育部“十一五”规划教材《中医文献学》主审等。现任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中医疫病预测预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课题组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学流派传承工作室代表性传承人兼项目负责人、中华中医药学会五运六气研究专家协作组组长等。出版独著和主编著作7部，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黄帝内经》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著作，冠以“黄帝”之名是标示该书汇编的内容在学术上属于“黄帝之道”。其基本思想形成于周、秦之前。

　　●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对领悟《黄帝内经》确有触类旁通的作用，但他们之间是同源异流互通的关系，中医之本、之根还是在《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可以给国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填补一些缺失。通过对《黄帝内经》文化源头的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恢复和弘扬被湮没和已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的原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正本清源，作出新的评估。

　　《黄帝内经》植根于周秦之前的黄帝文化

　　我们自称“炎黄子孙”，常说“上下五千年”，这主要是从文化的角度讲的，五千年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古文献讲伏羲画八卦，伏羲比黄帝早得多，为什么不把起源定于伏羲而要定在黄帝时代？我的理解，伏羲时代的代表性文化符号是八卦，“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古代的二分制思想模式，虽已表达了阴阳的概念，但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比较单一，在解释事物之间相互的生克关系时尚不能应付裕如。黄帝时代的文化特征是什么？阴阳学说上升到了五行的层面。《史记·历书》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阴阳五行合起来，就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大桡作甲子、容成造历等文化创造都是在阴阳五行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代表我们民族文明的文化，虽肇始于伏羲，却是到黄帝时期才基本定型，以阴阳五行作为标志的。

　　阴阳五行在夏代以前已成为重要准则，早期的许多文献可以互相映证。如《尚书·洪范》讲“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尚书·甘誓》记载了夏启讨伐有扈氏的一篇檄文，列举有扈氏的第一条罪名就是“威侮五行”。夏代将“五行”（所讲“五行”包涵了“阴阳”）作为九条建国大纲的第一纲，强化了阴阳五行的文化核心地位。在此文化背景下围绕五行而形成五时、五方、五色、五味、五星、五音、五谷、五官、五志、五德等概念顺理成章，构建以五藏为中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也就不难理解。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谓“中国自西周以前，本为阴阳五行之世界”，其说可信。故阴阳五行决不如某些国学权威所讲是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的思想。中华民族的第一次文化高峰也应该是在黄帝时代而不是“春秋、秦汉”时期。

　　明确了阴阳五行学说产生的时间，才能讨论《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问题。现在的教科书认为，《黄帝内经》是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著作。至于书名为什么冠以“黄帝”两字，教科书往往引《淮南子·修务训》“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之论，判为托名之作。其实，《黄帝内经》的书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依据的是刘向父子等编著的《七略》，《黄帝内经》是刘向等分类汇编医经类文献资料后形成的一部书，其书名也是他们整理图书时所题。《汉书》云：“刘向司籍，九流以别”，刘向父子整理图书做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大概不会有需要“托名”的动机。《黄帝内经》的命名，是标示该书汇编的内容在学术上属于“黄帝之道”。《汉书·艺文志》上另有一部《黄帝泰素》的著作，书目下有刘向《别录》的注文：“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黄帝内经》恰是建立在阴阳五行理论基础上的医学著作，冠以“黄帝”之名是从学术思想上的判别。

　　由于黄帝时代文字尚不成熟，我们现在看到的《黄帝内经》不可能是黄帝时代的原作，只能是经后人记述并不断整理补充后的面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在《黄帝素问》条下云；“其书云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这句话的关键在“传述旧闻”四字，说明原创在周、秦之前。但现在有些人依据传世本《黄帝内经》载体的时代特征去判定该书的成书时间，《中国医学史》教材云：“有人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有人说是秦汉时期的作品，还有人断定成书于东汉，甚或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些都是仅据传世本载体的时代特征去进行判断而出现的歧说。对于流传久远的古籍来说，文献载体的时代特征，不能代表该文献中学术思想的形成时间，这应该是文献学的一个常识。《黄帝内经》有不同时代的人记述整理，就会留下不同时代的载体特征。

　　明确了《黄帝内经》的基本思想形成于周、秦之前，就可以来讨论《黄帝内经》与当今“国学”中其他文献的关系了。

　　四书五经等先秦文献与《黄帝内经》同源异流

　　有学者认为，《黄帝内经》的理论源于先秦的四书五经及春秋战国诸子的思想，因而号召中医学子要饱学四书五经。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对领悟《黄帝内经》确有触类旁通的作用，但他们之间是同源异流互通的关系，中医之本、之根还是在《黄帝内经》。

　　医与易的关系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引古人“医源于易”，“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等论而认为《易经》是中医之源，主张学中医者先要研读《易经》，这是对古人“医源于易”论的片面理解。

　　“易”和《易》

　　“易”是易学，《易》是《易经》。为了避免 “易”的不同概念的混淆，需要对“易”的历史源流稍作说明。

　　相传古有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故易学的范围远不止今本《周易》。有人把“三易”理解为《连山》《归藏》《周易》三部书，笔者更倾向于三大易学流派的解释。因为“连山易”时代是否有书籍这种载体形式尚存疑问，更重要的一条理由是，《汉书·艺文志》除列于儒家“六艺略”中的《易经》（即今本《周易》）外，另有“周易”书数种，如《周易》三十八卷、《周易明堂》二十六卷、《周易随曲射匿》五十卷等入“术数略”中。可见作为三易之一的“周易”是一个易学流派，而不是仅指《周易》一部书。后世流传的《周易》只是“周易”流派中的一个分支——“儒家易”的代表著作。由于汉前古易传世者仅有《周易》，也由于《周易》成为儒家“五经”之首后产生巨大影响，后世学者主要依据《周易》研析易理，就常把“易”和“《易经》”作为对《周易》的专称了。

　　“医易同源”与“医源于易”

　　对医易关系，前人有“医易同源”说，又有“医源于易”说。有人认为两说矛盾，不能并存，其实这是两个不同角度的命题，并无抵牾。“医易同源”的“易”是《周易》，“医源于易”的“易”则不是《周易》，而是指上古易理，也即“医易同源”的“源”。

　　历史上最先明确提出医易同源的是明末张介宾的《类经附翼·医易义》，与张介宾同时而稍早的名医孙一奎虽未有“医易同源”的提法，但他在《医旨绪余》中有意思相仿的论述。张介宾将《内经》与《周易》对举；孙一奎认为阴阳太极之理“经于四圣则为《易》，立论于岐黄则为《灵》《素》。”可见他们所讲“医易同源”之“易”，确是指《周易》而言；而“同源”之“源”是阴阳太极变化之理。

　　“医源于易”是在清代医家中出现的提法。清代医家提出“医源于易”时，“易”的含义已有所不同。如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说：“易象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唐宗海《医易通说·考辨》谓：“上古之易，并无文词。至文王、周公、孔子，乃作《彖》《象》《爻辞》《系辞》，皆是‘易’之注脚。”在这些清代学者看来，“医易同源”论者所讲的医和《易》的共同之源——阴阳太极变化，其实是“上古之易”的“易象”，因而他们就直接说成“医源于易”了。“医源于易”说是清代学者对“医易同源”说的深化和补正。

　　《周易》非中医学之源

　　上述医家所讲的意思很明确：儒家的《周易》和中医学的《内经》是同源的关系，它们共同的源是阴阳太极变化之理，也即易理。而易理是在《周易》出现之前早就反映在“上古之易”的易象中了。故不管是医易同源还是医源于易论者，都没有把《周易》看作是中医学之源。 

　　有些学者未能很好理解“易”的意思，把“医源于易”的易，混同为“医易同源”的易，因而号召大家必需攻读《周易》；也有人专门去进行《周易》与《内经》文字上的对照考察，因而得出“在祖国医学的基础理论中无法找出什么内容是直接来源于《易》”，易“未必对中医有重大影响”等结论。这些都是将“易”和《周易》混为一谈产生的误解。

　　研读《周易》固然是了解易理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选择。由于《周易》文字古奥，又是以占卜的形式写的书，要读懂《周易》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再说《周易》是儒家为阐述其治国做人的道理而撰写的著作，前人已指出：“《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要了解《黄帝内经》中的易理，不是一定非要去啃《周易》那样难读的书的。让中医学子花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攻读《周易》，再从中悟出与中医相关的易理来，实在是绕了大弯子，不但事倍功半，还要防止被引入占筮歧途。

　　四书等先秦文献与《黄帝内经》的关系

　　四书和道德经等先秦文献与《黄帝内经》在文化上同样是同源异流的关系。由于医史界误把《黄帝内经》的思想定位为秦汉时期受了四书五经等影响后才创立的学说，有些人就刻意到儒家、道家及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中去找中医理论的源头了，只要发现《黄帝内经》与这些先秦著作有相似的内容，就断言《黄帝内经》的论述来源于这些先秦文献。若从寻本求源的目的去强调读四书五经的作用，甚而要用四书五经的思想来“重铸中医之魂”，则有“援儒入墨”之虞了。

　　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黄帝内经》在理论上自成体系，其中有些概念与四书五经并不完全一致。如《黄帝内经》讲三阴三阳，太阴太阳的“太”是初生的意思，而《易经》只讲太、少二阴二阳，有些人用《易经》的太少概念去解释《黄帝内经》的三阴三阳就错了；还有人用八卦的六爻去解释“六经”，就更牛头不对马嘴了。又如《黄帝内经》讲的“其生五，其气三”的“三”是开阖枢的三种气化状态；“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故不能用《易传》的天、地、人“三才”的概念去解释这儿的“三”。二是近现代一些国学研究在许多地方已严重背离了中华文化的传统本义，例如将阴阳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把五行说成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论”等。中医教科书中的有些错误，恰恰是错引了近代一些国学大师们的观点产生的。

　　《黄帝内经》与文史书是主客关系

　　有学者推荐梁启超列举的五类137种和“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25种文史类书目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号召中医去攻读，认为熟读了这些书，“就能真正准确、全面地理解中医。”用意固然不错，俗云“秀才学医，瓮中捉鳖”，其他文化书读多了，肯定对学习中医有用。学中医要多读文史书，也是笔者一贯的主张。但关键要看学习的方法，方法不对，就会出现“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情况。试看对经史类文献饱拥如梁启超先生，既不信中医，又竭力排斥阴阳五行；在近现代的文化名人中，类似梁启超先生那样的饱学之士而反对中医、乱批阴阳五行者触目皆是。

　　清代乾嘉以来研究国学的学者，大多偏重于对文献的文字考据。文献虽然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但“文不尽言，言不尽意”，前人强调做学问要有悟性，要从无字处下功夫，学经典尤其如此。再说历代文献散佚严重，先秦文献能流传下来的已是“百不及一”，原文献就只有出土文物了，研究古代学术思想仅据现存文献考证自然局限性很大。近代疑古派们在古史考证上的一大弊端就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内学问的圈子，故考据虽精，结论多错。他们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腰斩一半，什么都从春秋战国开始讲了。

　　对于像太极河图洛书这样的上古思想的研究，更要超越以文献证文献的窠臼。犹如庄子讲的“赤水遗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就是说，用“知”、“离朱”和“吃诟”等一般寻找知识的方法不行时，需要考虑用“象罔”的方法去“索珠”。

　　读文史书时要摆正与中医经典的位置，分清主客关系，避免出奴入主。对中医来说，《黄帝内经》是主，文史书是“他山之石”，不要轻易用某些文史书的观点去乱解《黄帝内经》。有时《黄帝内经》的讲法与其他文史书不一样，本来《黄帝内经》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有些文史书错了，可以通过《黄帝内经》去纠正其他书的错误，例如对“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理解，《淮南子》的地理说就有问题。现在中医教科书反而引《淮南子》的错误讲法来注释《黄帝内经》，“以讹校正”就不可取了。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医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而我们有些同志似乎缺乏对《黄帝内经》的自信，只是一心想到四书五经中去寻找打开中医学的钥匙，这就反客为主了。

　　中医之魂是中华文化之魂的展现

　　前面已谈到，《黄帝内经》的文化基础是黄帝时期发展成熟的阴阳五行思想，其“大道之源”是上古太极阴阳之理的“易象”，这既是中医学思想之魂，也是中华文明中其他各学术流派共同的“魂”。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凝聚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学之所以能成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笔者个人体会，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中医学具有如下突出优势：一是中医学理论的经典《黄帝内经》直接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源头——黄帝文化，根基最为正宗；二是《黄帝内经》整合了太极阴阳、开阖枢三生万物和五行学说三大基本理论，反映中华文化原创思维的系统最为完整；三是《黄帝内经》的理论受后世封建迷信等思想的掺杂最少，保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纯净内涵；四是中医学研究的是天人相应和强身健康的道理，是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瑰宝”；五是《黄帝内经》从阴阳五行模式推衍总结出来的藏象经络、五运六气等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已达最高学术层次。

　　阴阳五行的源头在太极——河图洛书

　　中医学中的阴阳五行思想，较为突出地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而在近现代的国学中，阴阳五行的许多重要概念被严重曲解。譬如阴阳，近现代的一些读物认为：阴阳的涵义很朴素，“是指日光的向背”，“是对日月、男女、水火等概念的哲学抽象”；因而将阴阳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把阴阳学说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对五行学说的解释则是“五种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学说，是“朴素的唯物论”。其实，仅据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不足以形成阴阳学说；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也产生不了五行学说。阴阳五行的源头在太极——河图洛书。

　　太极阴阳的概念

　　中国古人由察日影和昼夜的短长而产生太极阴阳的概念。冬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日影也最长。随后白天不断增长，到夏至白天最长，日影最短。通过观察日影并结合自然气息的变化，容易得出冬至阴极而一阳生，夏至阳极而一阴生，冬至到夏至的上半年为阳,夏至到冬至的下半年为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象表达就是太极图。太极图表示自然界的阴阳气是具有盛衰变化的节律运动，阴阳代表了气化运动的两种象态：由衰到盛——阳象，由盛到衰——阴象。这就是“太极生两仪”。

　　太极图用数字来表达就成了“洛书”，“河图”、“洛书”都是数字化的太极图。太极河洛图式是中华先祖们对自然变化规律的深刻领会和形象描述。先哲们从这些图式中悟出许多道理，形成哲学理论，而不是为了说明对立统一等哲学观点而人为地去设计的这些图，这就是文献记载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将阴阳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用阴阳来阐释事物属性及相互关系，是从哲学角度对太极阴阳的理解和演绎，不是阴阳的原始概念。

　　发明太极、河图、洛书，是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一大杰出创造，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也是中医药理论的根本。读懂了太极图、河图、洛书，阴阳五行和中医理论最基本的道理都在里边，此所以中医界和讲阴阳五行者都要以太极图为标志的缘由。

　　过去有些人认为河图洛书是神话传说，是宋儒的伪造，或谓即甲骨文，但出土文物证明古代确有其物，而且是上古人传布思想的重要方式。看看安徽凌家滩出土的5300年前的玉龟，就会明白“河出图，洛出书”的记载是可以采信的。张光直先生在《考古人类学随笔》中说：“数十年来的考古工作，的确产生了一部崭新的古史……也同时证实了传说中的古史里面很多内容的可靠性。”考古学愈是向前发展，就愈加证明传统古籍记载的古史框架及基本面貌是准确的。

　　自然界的阴阳气不是静态的比对，而是具有盛衰变化周期的节律运动，古人将自然界阴阳气的盛衰变化理解为一种周期性的“离合”运动，《黄帝内经》中有论述阴阳离合的专篇《素问·阴阳离合论》。《史记·历书》：“以至子日当冬至，阴阳离合之道行焉”。气化阴阳的离合过程形成开、阖、枢三种状态，由开、阖、枢三种动态的“气”升降出入往来变化而生万物。此当为“三生万物”的本义。万物又可归纳为“五行”象态，故《黄帝内经》云：“其生五，其气三。”   

　　阴阳各有开阖枢，就产生了三阴三阳六气。三阴三阳说是中医学对阴阳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挥和创新，是中医阴阳学说的精髓，指导中医辨证意义重大。阴阳被蜕化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后，中医教科书中的三阴三阳已不知所云，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

　　三阴三阳的开、阖、枢是人体气化运动升降出入的主要依据，关系到中医基础理论的方方面面。但在近现代国学研究中，开阖枢三阴三阳几乎是个盲区。

　　五行的概念

　　梁启超等近代国学大师们对国学最大的误解是五行。

　　读了《黄帝内经》就会知道，五行首先是一年中五个时段的气息特征的概括和表达，《汉书·艺文志》云：“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把一年分作五个时段，就会依次出现木、火、土、金、水五大类自然气息，也就产生了五行。时令的顺序是春→夏→长夏→秋→冬，所以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

　　因为五行是随时间演变的五类气息表达，古人靠观察天上的星象来定时，故《史记·历书》说：“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考定星历”就是考定五行的时间定位。若云五行是五种物质，或仅仅是讲相互关系，何以要“考定星历”？

　　五行的相生相克是自然规律，不是人为的牵强附会。阴阳和五行都是古人对天地自然运动变化规律的理解，首先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型，然后才有哲学层面的推演和说理。至于后来有人机械教条地应用，甚而搞成封建迷信的东西，那是应用者的事。诚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

　　五运六气学说

　　阴阳和五行强调的是动态、时态。天人相应的关键是要把握天地阴阳动态节律中的盈虚损益关系，“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和“七损八益”等都是对天地阴阳动态变化盈虚损益的描述。《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提出调和阴阳的大法是“知七损八益，则两者可调”。“七损八益”是启示我们辨时机、抓先机、治未病的思想，治病治国皆然。

　　五行学说和三阴三阳六气的组合，形成了五运六气。近年来有关科研课题对大量气象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自然界的五运六气周期是客观存在，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现。正确运用五运六气理论可以为疫病的预测和疾病防治提供重要参考。

　　五运六气学说是中医学中综合天文、历法、物候、气象等多学科知识，全面运用阴阳五行和开阖枢理论的最高层次的学说，也是中华文明精华的集成。中医学的许多重要法则出在《黄帝内经》的运气九篇大论。已故中医名家邹云翔先生说：“不讲五运六气学说，就是不了解祖国医学。”

　　“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是讲人体的生理功能是由人生存的时空环境——天地四时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中医的“藏象”讲的是天地自然变化之象在人体的表现，《黄帝内经》讲“各以气命其藏”。自然界有五运六气，故人有五藏六府。近贤恽铁樵先生讲中医之五藏是“四时之五藏”，也强调了五藏的时态概念。这样的五藏六府不同于解剖学上的器官实体，但也不是纯抽象的哲学概念。

　　《黄帝内经》理论给国学研究提供新视角

　　仅从上述《黄帝内经》思想的举隅，已可以让我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近年来，中医药正在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习总书记8月20日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表示要促进“中医药在海外发展”。中医药走向世界，必须要向世界“讲清楚”中医药的特色优势。

　　针对目前中医在学术上“丢魂落魄”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要“重铸中医之魂”，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医之魂就在《黄帝内经》之中，中医之魂就是中华文化之魂的展现！它是我们智慧的先祖们在黄帝时代就为我们铸就了的。我们坚信只要让中华文明之魂回归中医，中医的发展创新之路必将无限宽广，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担当起重要的角色。

　　《黄帝内经》的许多理论可以给国学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并填补一些缺失。通过对《黄帝内经》文化源头的梳理和阐述，有助于恢复和弘扬被湮没和已被曲解的古代文化的原貌，对中华文明的历史正本清源，作出新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