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有问题,但不是“教育问题”

秦晖 原创 | 2015-01-24 17:1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除了“严进宽出”外,我国高考制度的另一大弊是不合理的考试资格限制。尤其是禁止职高毕业生参加高考的规定简直毫无道理。过去有这一规定或许是因为计划经济下职高毕业生实行定向分配,现在大部分职高都已不包分配,却又不许参加高考,这就使由初中升入普通高中的“中考”竞争之剧远甚高考。加之初中不允许复读,往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之难远甚于往届高中毕业生之参加高考,一些地区(包括北京市)还公然规定往届生即使争到应试资格,考高中的分数线也要比应届生高出20分。这样的歧视在高考中是没有的。它意味着只要一次输掉了“中考”,就几乎等于输掉了一生。于是“一考定终身”现象实际上由高考提前到了中考,竞争的残酷性也大大增加,给年龄更小的孩子造成更大的压力。而其连带效应更使得小学升初中、甚至幼儿园升小学都日益带有了“一考定终身”的性质(今年北京等地缩减“完中”之举更加剧了此种现象)。

  职高毕业生参加高考,升学率也许不如普高,但这不能成为对职高生实行资格歧视、剥夺参考权利的理由。在职高不包分配而普高(包括完中)又实行缩减的今天,禁止职高生参加高考已不仅是个教育体制的问题,它还可能发展为社会问题。而今日被归咎于“应试教育”的许多弊病,其实有相当部分都是不合理的考试资格限制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传统的科举制还比今天的制度“开明”些。科举时代“应试”者不限于“应届”,也没有在秀才中划分“职高”、“普高”那样的等级,许多士子皓首穷经、一试再试而终获功名的事情如今往往被用作“科举误人”的反面典型。但科举误人主要是误在“学什么,怎样学”的问题上,而那种应试资格的宽松给人提供了更多机会并促使人终生进取的机制却是与今日发达国家的现代教育有类同之处的。并且正如今之识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在当时读书人并无其他出路(这并非“应试”之过)的条件下这种安排也算是最“不坏”的安排了。

  “重点学校”之利弊及其他

  重点学校的问题也是如此,我国的“重点学校”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因“优质优价”的资源配置方式自然形成的所谓名校,它们(这里指的是中小学)中的许多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为某些特权阶层的需要而人为地强化配置教育资源形成的“贵族学校”。这些学校在改革时代打破身份壁垒,面向社会实行“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招生,应当说是较之以往的一大进步。如今却有论者以“重点之弊”为由要求取消“重点学校”的按分数招生方式,而强调一律“就近入学”。从而使重点校所在社区的孩子与无重点校社区的孩子在享受“重点”教育的机会上形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后一类社会(即大多数社会)的孩子丧失了通过考试改善学校教育环境的机会。而前一类社区的户口顿成奇货可居的“资源”,拉关系找门路把孩子户口迁入这类社区的“非考试竞争”、实即腐败的竞争愈演愈烈。重点校因择优录取权的丧失而抱怨生源质量下降,非重点校学生因失去通过考试择校的权利而弱化了进取心,更重要的是,用全社会纳税人的钱办的“重点教育”只为特定社区服务,犹如过去只为特定阶层服务一样有失起码的公平,也是从重点校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向全社会开放的改革方向上后退了。

  实际上,目前取消前“重点学校”在分数面前平等招生的义务后,这些学校控制的教育资源已经成为“创收”的手段乃至变相贿赂官员的手段。“片”外的学生再不能凭分数考进去,却可以凭金钱、权势混进去。某些学术除规定“片”外生的“进门阶”外,还规定“党政某级、部队某级官员子女”可以免费入学。只是坑了那些无权无钱而空有“素质”的平民子弟。

  在许多国家,公办义务教育也有社区内入学的规定,但同时也立法保证各社区教育资源的平等。如印度就规定公办小学教师与管理人员都实行轮换制,以消除教育资源集中于某些“特殊学校”的现象。没有这些前提,是谈不上“就近入学”的。

  当然,“重点学校”制度确有大弊,其弊在于人为地扶持“重点”而忽略一般。为矫正此弊应当做的是改善教育资源的配置,尽可能使之在各社区中分布均匀。做到这一点便可使跨社区竞考重点校之风气不禁而自止,但若舍此不为,而只是剥夺学生通过考试择校的权利,那就不是除弊而是弊上加弊了。

  总而言之,假如我们不能消除因教育资源短缺而引起的竞争,那么“考试竞争”大概是诸种竞争中弊病最少的一种。“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起码比“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要好,而后者又比凭政治特权、出身与种姓特权来分配教育资源要好。如果说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改革中收费教育、“优质优价”教育尚且具有相对以往而言的合理性并受到提倡,为什么我们唯独要苛责“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呢?要缓解竞争,一靠扩大教育资源供给,(像发达国家那样,“应试”之弊就不会严重),二靠增加机会、减少资格限制,使竞争“过程化”,而不能靠弱化考试,尤其不能靠划地为牢或恢复举荐制之类的“非考试竞争”。相反,维护公平竞争,清除“科场腐败”与特权干扰,倒是当今之急务。

  提倡素质教育,并不与“应试教育”相对立,这主要是指素质教育的目标并不与“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测试手段或竞争规则相矛盾,至少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后者并不是实行前者的主要障碍。但我们如今在“考什么,怎样考”的问题上积弊自然不少,这与“学什么,怎样学”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而与“分数面前的平等”无关。“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口号,抽象地讲与“德智体美都要考核”的主张一样无可非议,问题在于何谓德何谓智何谓体何谓美?如今人们都强调智育并非仅指存量知识的传授而是重在知识创新能力之培养,但更重要的是:德育也并非仅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是重在公民权利与义务、民主与法治、基本道德与社会公正、人类普世价值与民族优秀传统的培育;体育也非仅指竞技体育,而是重在健康与体质的改善。因此,正如过去十来年的教育偏差不在于“唯智教育”一样,改革前教育的失误也不在于“唯德教育”。而德智体美观念的全面更新必然同时反映在教学与考试上。“政治课”为公民权利与道德课所取代、竞技性体育考试为体质性体育考试所取代,恐怕是大势所趋。但“应试教育”会不会为“不应试的教育”所替,就难说了。

  一言以蔽之,“全面提升人的素质”决非易事,而废除或削减“考试”则再容易不过。因而反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相对立的提法最大的可虑之处在于:弄得不好我们会在“不应试的教育”形式下导致人的素质之降低。但愿这是杞人忧天。

个人简介
  秦晖(1953年12月生),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研究生),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1992年起)、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研究员(1994年),现为中国经济史学会理…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