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视角下的网约车规制

张晓峰 原创 | 2015-10-18 00:30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专车 互联网+ 

一、“互联网+”改变商业运营与社会治理的基础逻辑


“互联网+”和共享经济改变了人与服务连接的方式,改变了每一个人生活的方式,改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模式,改变了业务、组织、能力的边界,使得无论是商业运营,还是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基础包括逻辑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与此同时,“互联网+智慧出行”的智慧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出行细分领域的运营逻辑、监管规则、合作机制、格局模式都带来深刻的影响。


而且,上述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处于加速演进的进程。


  1. “互联网+”重塑关系结构与权力结构,并造就了一种全新的表决机制与组织方式


“互联网+“,已经或正在深刻地改变关系结构、权力结构乃至于社会治理结构。APP的安装、留存,连接的广度与深度,应用的频率与流量,交互与场景,转发与分享,实质上都是一种投票和意见表达,都是一种新的表决机制;而众筹、众创、跨界融合、用户参与决策、分享机制等,都是组织形式的动态重塑。


因此,过去一厢情愿的治理模式、决策体制必然需要纳入更多的参与方,游戏规则的达成是在体认诸方需求、利益、价值基础上的均衡


数以亿计的用户,数百万的专车接入,本身就是一种投票,一种表决管理层如果忽视这种新决策模式是要不得的,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2.尊重人性及其意愿,成为最大、最根本的逻辑


是从管控的角度,还是人性的角度、民生的角度来看待智慧出行这件事,其规制的思路大相径庭。


在“互联网+智慧出行”上,无论是政,还是商,都不是“困境中的囚徒“,完全可以合作性博弈。而且要谨记,智慧出行的主体是民众。尊重人性,尊重民众的需求和意愿,这是最大、最根本的逻辑


3.消费者自由可以产生红利


消费者自由包括但不限于信用自主、金融自由、时间支配自由、选择自由等。一个人的幸福感很大程度来自对自由度的满意程度。克莱·舍基(Clay Shirky)所著《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


 

我特别同意薛教授讲的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我们要关注消费者的选择。借鉴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为70岁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关注“个人消费的选择”这个视角,还选择权与民,而不是由政府去“设计”选择,“指导”选择,“掌控”选择,不管互联网要不要+,把选择权赋予每一个人,这都是当局者该思考的。


4.连接、信任性关系、大数据等成为新的生产要素和价值驱动要素,智力资本优势凸现


互联网+是一条新的起跑线,在这样一个时代,连接、信任、大数据、智力资本被当作新生产要素看待。


这也是一次重塑出行新文明、重构治理新框架的窗口期。


优步最大的资产是什么?是系统!这套系统融合了激励、算法和数据。滴滴快的也与此相近。它们的优势在此,用系统实现了连接、匹配与自我管理(对于乘客、驾驶员均是如此)。它们的算法就体现了时间原则、区域原则、体验原则、价格原则与效率原则


这时候一些新兴的业态,正好是代表着这些先进生产力,我们要保护,而不是在他们创新发展的过程中施加压力和阻力。保护先进生产力,保护创新,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二、“互联网+”催生第二经济、共享经济与WE众经济


智慧出行的基础是“互联网+共享经济+WE众经济”。共享经济谈得比较多了。资源借助分享的春风,利用信息、数据、系统的力量,让每一个人深刻地感受“互联网+“给生活带来的变化。


1.第二经济


美国经济学家、复杂性科学奠基人W. Brian Arthur提出了“第二经济(The Second Economy)”的概念,即原来的实体业务正变成数字业务;而由处理器、连接器、传感器、执行器以及运行在其上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人们熟知的物理经济(第一经济)之外的第二经济。


第二经济的本质是为第一经济附着一个“神经层”,使国民经济活动智能化。数字化正在创造一个规模巨大、自动运行、隐于无形的第二经济——由此将引发自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变革。W. Brian Arthur估计到2030年第二经济的规模将逼近第一经济。


网约车更多地表现为第二经济的特征,如果仍然拘泥于针对第一经济的方式来管控,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2.WE众经济


如果说共享经济更多的是资源配置新模式、新形态,”WE众经济“则是新的连接方式新的关系模式新的合作结构及其规则,是大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创造。概括地说,众包、众筹、众挖、众设、众创,包括国家最近提的“众帮“、“众扶”,再加上交互、共享、分享,就有可能出现“WE众经济”----优化生态,借助平台,让每一个个体的创意、创新、创造的能动性与活力充分释放,WE再+、再结合、再融合起来,那就是不可阻碍的创新潮流,就是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旋律,就是呼唤的新动能


《认知盈余》一书中认为PickupPal(类似于顺风车)创造了集合价值(aggregate value)——用户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可见,只有建立在一定体量的基数之上,通过信息交互、系统撮合,需求的匹配才能达成。


这方面,中国独具优势,我们应该拥抱这个时代,而不是处处掣肘。


三、政府既不是主导者也不是旁观者


1.最重要的“+”,来自于对创新生态的优化


“互联网+“的最大红利是可以借助”互联网+“去发育、优化新生态,可以促进要素的齐备与匹配,可以促进跨界融合,特别是让创新创业生态化自由生长。某种程度上,新常态就是新生态。


政府不是旁观者,在创新新生态的发育上,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2.要创新驱动发展,保持战略定力,知易行难


政府的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要不断自问:政府要不要被“互联网+”重构?怎样看待结构的动态被重塑?


交通运输部也不可置身事外,怎样看待权力的迁移?怎样建立与公民的信任?怎样用“互联网+”哲学开展公共服务?如何看待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广泛参与性和议决机制?怎样优化社会治理和虚拟社会治理?怎样把握度和边界?怎样开启智慧民生?


3.破垄清障、简政放权、包容创新、拥抱新业态,尚需时日


克里斯滕森在《创新者窘境》里曾分析指出,“就算我们把每件事都做对了,仍有可能错失城池。面对新技术和新市场,往往导致失败的,恰好是完美无瑕的管理。“政府出台看似考虑周到、涵盖颇宽的政策,孰知它就可能是最大的败笔。


“互联网+”促进传统产业转型是“做优存量”,发育新业态是“做大增量”。新业态、做大增量这件事如果继续纳入传统管理窠臼,会衍化成什么?


我们要让创新驱动发展,催生更多新业态,需要率先打造促进新业态脱颖而出的新生态,让创新创业生态化自由生长,这是“互联网+”新定义所落脚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软环境、好生态,不去包容、鼓励、扶持创新,不可能有创新驱动发展的新局面。


4.即便不能做改革的推动者,至少不要做创新的阻碍者


如果没有商务部的包容,电子商务不可能如此的火爆;


没有“一行三会“对互联网金融的包容,也不可能异军突起;


假定淘宝、天猫伊始即被强化监管,就不会出现强大的阿里巴巴;


没有工信部的包容,微信就有可能已经被扼杀在摇篮里;


没有佛山、武汉等率先吃螃蟹,就不会涌现这么多智慧城市


培育一个新的细分领域需要殚精竭虑,而毁灭它则分分钟可为。


网约车平台,来一点包容,留出些创新空间,允许一点试错纠错,交通部,约吗?


四、评价网约车平台的正确姿势?


1.传统出租业的问题是不是要打新业态的板子?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传统出租要付出大量成本。而比较可以发现,不但网络约租车平台的社会车辆上述大部分费用可以省掉,而且可以规避出租购车指定场所并加价,保险、配置没有议价权,广告没有分成权还要倒贴,重复检测,等等。这里面猫腻颇多,有越来越固定的利益结构被强化,也给寻租留下了可乘之机。退一步说,对于垂直管理也是利好


2.互联网为什么会“+”出行领域?


“互联网+”针对问题痛点、体验空白、价值盲区所实现的跨界融合会带来很多亮点。互联网会重新解构、重建连接、重塑信任重新定义结构、关系及其合作。开放平台、众创空间、智慧出行、互联网金融都是新业态的最好示范。


出行逃不脱被“互联网+“选择宿命的原因大概有:高度垄断,或貌似开放但设置难以僭越的高准入门槛;没有照顾好用户,广为诟病;与发展趋势脱节利益格局私相授受,或价值在产业链条上畸形分布,等。


智慧出行是由创新驱动、由用户定义的,是市场要素间达成的新契约。用户的“表决”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


3.出行,能不能拒绝被“连接”?


专车之前,出租车司机很少对网络约车平台的微词,他们也是“互联网+”的受益者。


智慧化不可逆转。


4.网约车平台是什么?


我认为网约车实际上是一个云创平台;是一个我们自己去释放认知盈余,去支配我们自由时间的共享空间;还是体验我们的智慧化生活的一个特定场景。当然,它还是数据中心节点,和新生态试验场。


对某些希望兼职的私家车主来说,网络约车平台是他们自由时间的支配平台。既是自由时间,为什么要申请?为什么要被审批?为什么非要把自家财产变更为经营资产?


对于某些希望全职做专车驾驶员者,网络约车平台是一个创新创业平台。但是为什么必须和单一的平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而不能自由雇佣?下一步,淘宝平台的从业者的雇主是不是都会变为马云?


假若让具有“众扶”性质的创新创业平台变成一间出租公司,那真是对“创新”的巨大讽刺!这不应该是双创的代价,也不应该是是“互联网+”的宿命对于这个空间应该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敬畏。


五、差别化探索与社会化创造性实验


就在10月1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习大大要求,中央改革方案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他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要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好改革方案同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利益调整中的阻力问题推动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问题,把改革落准落细落实,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


1.新业态能不能套入旧格局?


当对一个新生事物认识不清的时候,我们本能的反应先是恐惧,然后总是期望找到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事物来比附,并试图用过去成熟的管控套路来驾驭它、驯服它。出租模式似乎就是交管部门的如意金箍棒。


《办法》总体感觉:


第一,总体上来看,管理部门对于前述背景和态势的洞察尚不充分,对于新业态的把握还不到位;


第二,监管的手段调整没有到位,创新不足,因循治理惯性。如车辆性质,要求接入平台的私家车转变为营运性质,并加装加价器,驾驶员专职化等,与闲置资源充分利用、闲暇时间自由支配的趋势是背离的


第三,对网络约车平台的运营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如须到“设区的市级或者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报批;要和专车司机建立劳动关系;车辆与人员资质由地方管理部门而不是平台认定等等。这是按照一个出租公司的标准来要求平台,与平台经济的初衷大相径庭


第四,让人误以为貌似“鼓励新业态”,实则是一种“阻吓”模式。如果大多数私家车不愿意接入平台;平台方也丧失了创新和运营平台的积极性,其结果想必不是《办法》的初衷和本意。


2.“健康发展”重在“健康”还是“发展”?


“互联网+”带来的是跨界融合,没有一个行业可以独善其身。主管部门抱持“守”的姿态是守不住的,与其如此,不如以更开放的心态,向未来学习,向创新取经,向市场问策,纳入更多的市场主体,基于信任、尊重,让相关方广泛、深度参与并坦承协商,率先、主动改革公共治理模式


改革要基于人性,尊重人性,监管的起点和归宿都是体认大众的价值诉求。


不要让创新创业的新动能哑火;不要让创新创业的生态就更加严峻。更不要让创新创业者去对抗庞大的官僚体制、垄断格局、既得利益、稳定压力、改革阻力。


3.上海的差别化探索


这次被称为“上海模式“的专车管理办法的出台,是”互联网+“倒逼改革的最新样本。上海虽然一再强调“等国家的文件出来了,还是要看国家的”,毕竟已经在合作性博弈上迈出了一大步,做出了示范。简单梳理,有以下特点值得关注:


一是治理模式之变,允许相关主体成为游戏规则制定参与者。基于信任、尊重,让相关方广泛、深度参与并坦承协商,这本身就是公共治理的改革。今年5月,上海市交通委就宣布与滴滴快的联合成立专门工作组,研讨上海的专车试点管理方案。


二是判断的标准,更多地体现为以市场需求为主导,让市场说话。具体关心的包括:是否依法合规;有没有市场需求;乘客安全是不是有保障;公平问题,专车市场定位和传统出租一定要错位竞争,和谐发展。


三是抓关键环节,建立信任性合作基础,让平台主体发挥能动作用,简政放权,适度监管。平台数据库需接入监管平台,注册服务器应设置在中国内地,要设有投诉平台,等。对接入平台的车辆和司机进行严格的安全核查由约租车公司负责。


四是敢于开放式融合创新,不拘泥于既定之法,并动态调适。比如在保险上的创新,并针对性制定方案。


创新日新月异,“互联网+“浩浩汤汤。监管者自己未必就完全明白就里,所以也需要学习、观察,而毋需匆忙一棍子打死。之前多地出现的针对网络约租车的绞杀、钓鱼执法、扶持地方军等等做法,皆非明智的选择。应继续抱定开放之态,抱持敬畏之心,保持包容之量


4.新动能来自于社会化创造性实验


这是一场全覆盖的社会化创造性实验。之所以说是“实验”,是因为它基于开放、源于创新,因为它要集成智慧、协同融合,因为它会改造传统行业、影响人们生活、改进社会治理、促进生态优化。这些都没有定式,没有现成的、可遵循的路径。

个人简介
管理学博士,书籍《关键:智力资本与战略重构》、《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作者。互联网+百人会发起人,价值中国会联席会长,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创业导师,原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华项目“中国创业天使孵化工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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