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到底该不该废除?

张鸣 原创 | 2015-02-25 21:35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科举 

   清廷1905年废科举,在具体落地之前,动静挺大。人们早就传说,科举要废,于是赶末班车的人呜呜泱泱的。但科举真的废了,大体波澜不惊。只有极少数落后地区,出现过秀才抗议的现象。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很兴奋,觉得连一个实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被废除,都能这样,可见中国今后的改革,将十分顺利。

  然而,后来的新政改革,并不顺利,革命发生了。革命断送了清王朝,也断送了清廷的新政改革。后来的中外史家,将中国的辛亥革命,视为“托克维尔假说”的最好例证:一个传统王朝,改革更容易引发革命。而具体到当年的中国,最大的败笔,就是因为新政废科举。

  综合史家之言,科举之废,导致王朝垮台,原因有二。其一,科举不仅是上升的阶梯,还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一旦这个纽带断了,王朝出现危机,士子们就不帮忙了。其二,科举之废,导致大批士人失业,投奔革命。

  没错,科举是王朝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众多读书人,通过进士、举人、生员,以及生员之外的众多参加过考试但没有考上的芸芸众生,构成了一个金字塔。这个金字塔,就是引导士子归心朝廷热心功名的那个彀,即唐太宗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的那个彀。说成是纽带,也不离谱。但是,废科举之时,操办此事的诸公,并没有意识到科举实际上是一个选官考试制度,而是当成教育体制的。所以,取代科举的学堂制度,实际上是将大学毕业生视为进士,中学毕业生视为举人,而小学毕业生看成秀才的。大批的士子,涌入新学堂,实际上是在追求新形式的功名。科举之废,到武昌起义,不到6年,从这个意义上讲,至少在士子的意中,武昌首义发生期间,这个纽带,并没有断掉,只是换了个样式。

  况且,新政时期,由于新政的推行,士绅阶层与朝廷的联系,实际上加强,而非弱化了。通过地方自治,士绅堂而皇之地有了制度性的管理地方事务的渠道,而预备立宪过程中产生的谘议局和资政院,更是士绅和绅商们直接参与朝廷大政的场所。在清朝历史上,士绅从来没有像新政时期那样,可以公开干预地方大员乃至朝廷的大政方针,抨击政府官员,决定政府预算。所以,也可以说,在废科举的同时,通过新政的改革,士人与朝廷直接的联系纽带,又多了一条。

  退一万步说,科举不废,士人与朝廷的纽带不断,那么士人对朝廷就会一直忠诚下去,王朝就不会倒台,那么,隋朝的二世而亡是怎么回事?唐朝一直到发生黄巢大起义,依旧开科取士,怎么也亡了?此后的宋和明之亡,又是怎么回事?明朝灭亡过程中,没有大批的士人当汉奸吗?就说清朝吧,太平天国叛乱的时候,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毁弃儒家道统,士子们会那么痛快地跟着曾胡起来救驾吗?即便如此,江淮之间,依旧存在众多一会儿左袒,一会儿右袒见风使舵的土豪,这些土豪,如苗霈霖之辈,大多都是士人。

  咱们再说士子失业的问题。首先,没有证据表明,新政时期士人失业率增加了。第二,即使失业率增加了,也跟科举无关。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每次不过取三、四百人,其他的举人大挑、拔贡选拔,名额也非常少。相对于上百万的士子而言,科举的确是他们入仕做官的一个途径,但绝非用来解决他们就业的。清朝一直到灭亡,虽然大幅度增加捐班力度,但官员的编制,却一直都没有怎么增加。有资格做官的人多了,在后面候着就是。所以,众多的士子,如果指望做官来养家糊口,对于90%以上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个士子,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教书,或者学幕,或者经商。废科举是对旧式教育有一定的冲击,但旧教育并没有被废掉。众多三家村学究办的村塾,原本就是解决农民识字问题的,上不去学堂的农民,该上私塾,还是得上。况且,废科举之后,还有一个兴学堂,到学堂教书(新学堂照旧有经学和文学的内容)也是多出来的一种职业选择。事实上,新政之兴,工商业兴起,社会上读书人的机会是多了,不是少了。士子们可以去做医生、记者、律师,到新兴的企业做事。实在不行,还可以做新军。新政军事改革的大力推行,使得当新军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职业,军饷高不说,而且衣裳光鲜,军中还可以读书学文化。南方新军,入伍还需要通过文化考试。尽管南方新军中有革命党,但绝大多数的士人投奔新军,却不是为了造反的。即便是南方新军,在武昌首义之前,有多少是革命党呢?其实也没多少。武昌首义之时,一万余新军,参加起义的,不过三千,绝大多数的军官,都不与闻。所以,废科举导致士子失业,又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有谁能拿出数据,说明一下废科举前后,士子失业率是否大幅度增加了呢?其实,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是很难评估士子的失业率的。举人以上的高级士人,一般没有衣食之忧,但低级士人,如果没有教职,也没有进入城市谋生的话,大抵只能在家里待着。除了极少数的人有点补贴,怎么的,也得靠自己或者家人养活,挺多靠亲友的帮衬。推行现代化改革,振兴工商业,社会变动大了,对读书人来说,机会是增加,而非减少。说废科举造成士子失业,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想当然,顶多,只会造成编辑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失业,但实际上,出版科举复习资料的人,在学堂兴起之后,都改成出版学堂用书和印刷出版其他书籍了。

  固然,我们说当年主张废科举的主公,袁世凯、张之洞他们,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科举从本质上讲并不是教育制度,仅仅是选官考试制度。但是,科举问世以来,的确也绑架了教育,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成为这个制度的附庸。学校所的内容,都是科举考试要考的。从根本上讲,这是因为一个官僚型的帝制国家,官僚不言而喻地成为社会最为人重视,也最稳定,获益最高的职业。读书人只有入仕做官,才能荣华富贵,才能耀祖光宗,成为有地位有尊荣的人。所以,只要进入仕途要经考试这一关,那么人们的读书,就只能以考试为归依。官僚帝制,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官本位的价值下面,只要有科举考试存在,读书人的寒窗苦读,就只有科举考试这一条路。

  这样的状况,在中世纪之前,问题并不大。社会需要的各种行业的技能,通过师徒相传,无论需要不需要识字作为基础,都大体上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即使学校大多是为了科举存在的,也总会有一些人被淘汰,一些人只想通过读几年书识几个字,方便谋生。在所有行业的技艺,都处于手工阶段时,没有专门的学校培养技艺,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清末的新政改革,实际上是一场现代化的改革。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或者说一个中世纪但有点现代点缀的中国,要经过这个改革,进入现代。这个过程,通过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中国的教育,培养现代化需要的人才,至关重要。中国的现代教育,其实从1860年代开办同文馆就开始了。但是,只要科举不废,无论本土新学堂还是留学教育,都办不好。宝贝得像金豆子一样的留学生,归国之后,要搁下所学,准备科举考试。同样,在国内新学堂就学和毕业的学生,也要准备同样的考试。不考科举,这些人就没有社会地位,为士林所看不起。严复号称是国内最懂西学之人,但归国之后,官任天津水师学堂教习,不好好务正业,却一直要为一个举人的名义,在福建和京师两地奔波,参加考试。直到科举被废,也没有考上。同样,进了江南水师学堂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学的是管轮,枪炮和鱼雷,也得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即使在新学堂,学生科考得售,学堂也会为之挂牌庆贺。在北洋武备学堂读书的冯国璋,考取了一个文秀才,连李鸿章都被惊动了。赞许道:一个武学堂的学生,居然能考上文生!

  西式的新教育,实际上是为了社会的,它的出口,是整个社会,而不是像中国那样,学校的出口仅仅对着官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必须通过学校才能培养出来。因为,即使单讲制造业,所需的工程技术人才,也非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才行。传统的工匠,无论多么心灵手巧,都看不懂机械制图,不懂得怎样设计制造机械零件,更谈不上怎样设计安装设备,安排工厂布局。即使现代工厂的经营管理,也不是传统的商人所能胜任的。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办了那么多现代工厂,官员不会管,请来懂洋务的买办,其实也管不好,非得专门人才不行。事实上,现代社会的所有专门人才,无论经济、工程、法律、医学等等,都得经过专门的学校培养。而普通教育,就是为了人们接受专门教育做准备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如果一个社会已经设置了新式学校,由于科举的存在,新学校肯定是办不好的。无论政府怎样优待新学堂的学生,发多少补贴,里面的学子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因为科举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深入人心。只要科举制度还存在,士子们就心向神往,读书人只有走科举之途,才会为人看得起,才会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

  那么,能不能保留科举,只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将考四书五经,变成声光化电?其实,最末一科的科举,其实内容已经改变了,但是,即使是改考声光化电,科举也会将学校绑架,完成不了改革教育体制,使之面向社会的使命。毕竟,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官场的需求,只是社会需求的一个小部分。不改变读书做官的官本位价值,中国的教育,就永远新不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文官考试,都不可能做到走在科学前沿,而文官,也不需要这样的高科技。高等学校和职业技术学校的绝大多数专业,跟做官的需求,没有太多的关系。只要官本位在,读书人就永远都往官场里挤,社会的现代化,就永远也实现不了。而打破官本位,就当时而言,只有废科举。

  所以,清末的新政改革,科举非废不可。不管当时的主政诸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科举是什么一种制度,但他们都看见了洋务运动以来严酷的现实,科举不废,学堂不兴。中国的现代改革,教育改革是基础。无论在政治上,中国是走向德日的二元君主制,还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西式的教育体系,必须确立,西方的学科体系,也必须引进。否则,所有的现代化人才,都得从外面雇,不仅成本受不了,而且现代化也无从谈起。所谓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人的现代化。

  既然废科举波澜不惊,没有引起什么社会震荡,也没有引起所谓士人与朝廷的断裂,导致士子的不满。那么,此前流行的说法,看来是难以成立了。实际上,清廷的覆灭,跟废科举关系不大,主要是朝廷在操作中出了问题。满人最高统治集团出于防范在改革中大权旁落,大动作地收权。不仅赶跑了袁世凯,将全国的兵权,都是收回到摄政王载沣小哥儿仨手里,而且通过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收回地方和民营资本的路矿权。更过分地是,以成立责任内阁为名,搞皇族内阁,把行政权牢牢抓在皇族手里。这样的收权集权操作,跟清末自太平天国叛乱以来,地方分权的大趋势,迎头相撞。在满人整体能力急速下降的背景下,这样的收权,就显得更不得人心。清末新政改革以来,通过地方自治、兴办企业、大办社团进而预备立宪选举而壮大起来的地方士绅和绅商,当然难以容忍这样的收权和集权。在抗争未果的情况下,转而对满人统治极度失望,愤而收回对朝廷的支持。革命党人恰好这个时候出来放火,他们就乐意添柴了。士人的离心,不是因为废科举,而是由于朝廷犯了盲目收权的大错。

  清末的新政改革,当然不会一点问题也没有,但的确没有太大的漏子。我们后人所讲的新政种种弊端,其实所举的例证,大体出自当年的报纸报道。而报纸这样的报道,恰是由于改革导致的言路开放,这本身就是改革的成果,而且是不小的成果。改革的失败,恰是由于原本是一场放权的改革,半途出现了收权这种逆改革,无论如何,逆改革与废科举无关,它所导致的改革失败,也与废科举无关。

  科举废除之后,1952年的教育改革,又将之请了回来,全国统一的高考和毕业生分配制度,等于把高考变成了科举。不仅文科,连理工科的毕业生,也都变成了“国家干部”。这一改动,使得中国废除官本位的任务,又拖长很多年,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完成。科举的阴魂,不仅在高考上空徘徊,而且盘踞在公务员考试中。当然,这已经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个人简介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初学农业机械,后涉历史,现在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书。在吃粉笔灰之余,喜欢写点不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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