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运营速度事关重大

周其仁 原创 | 2015-04-26 21:33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网络 

   网速慢、网费贵事关重大

  我们知道一个物体要往前移动,第一要有动力,第二要克服摩擦力。经济运动也是一样的。我一直都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会缺动力,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大国,长期贫穷。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虽然占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人均水平还在全球80位以后。从中国一代一代的企业家来看,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继续抓机会。

  中国经济需要好好研究,怎么能够有效地降低经济往前走的摩擦力?这个摩擦力用术语来讲就是成本。我们想实现一个东西,就会有东西来把你拉住,这个把你拉住的东西,让你的雄心、愿景、期望的目标难以实现,或者实现的不如愿,它就是成本。分析这个摩擦力或者这个成本,它有好多层次。第一个层面,是每个企业可以对付自己的问题,很多企业不管出来多么鲜亮光彩,都有一本难念的经,都有一个需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刚才马云提到的,准备付出多大代价,这是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企业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经验,我们处理摩擦力如果力量不够,看看别的企业是怎么样做的,其他行业是怎么做的,有哪些先进的经验可以学。我相信,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在这两方面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

  但是还有第三种摩擦力,也是我今天发言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这个系统性的、制度性的摩擦力,它不是个别企业就对付的了的,也不是企业间互相学习就能够有效的把它降低的。这件事情,恐怕要引起在座各位高度的重视,我们聚到一起的时候,不能光对付前两种,还要研究怎么来对付第三种。

  那么,什么是系统性的摩擦力,或者叫制度性成本呢?我举一个例子,最近李克强总理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点到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的上网资费为什么这么贵?网速为什么这么慢?这是一个上游问题,现在一讨论“互联网+”,谁都要跟网速和上网资费打交道。但是这个资费不是在一个完全的市场环境里面形成的,因为如果说市场环境资费高,有人就会冲进去竞争。但是到了像我们这种非常基础的电信,或者它的附加价值服务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市场开放程度还是有限的。并不是说你看见它资费高,就可以提供一个商务进去,给它竞争,把资费降下来,造福于整个市场、整个消费者,是要由总理出面去点。问题是,我们13亿人口就只有一个总理,这种制度性成本,弥漫在整个商业活动的底部。

  有人说资费高一点低一点,有什么关系?上网速度快一点慢一点,有什么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对成熟企业来说,资费高一点无所谓,因为他们有能力消化。但对于刚刚开始创业创新的企业来说,资费高一点点,很多愿望就难以实现,很多起步就起不了了。对于很多企业来说,效益好的时候资费高一点,还可以消化,但一旦处于下行期、市场吃紧的时候,这个资费高一点点,就有可能出现生死都过不去的困境。

  我看过《乔布斯传》,最打动我的是一个故事。有一天,乔布斯走到工程师面前,跟他讲,苹果开机速度慢,能不能让它的开机速度减少10秒。这个人不理解,有什么意思吗?乔布斯说,如果能够救人一命,你愿不愿意把速度降下来?工程师说,那可以。全球当时有500万人用苹果,如果每次开机都慢10秒,算到一起达到3亿秒,等于说一年里有100个人的生命被耗费掉了。工程师一听就懂了。两个星期之后,这个工程师便把苹果的开机时间缩短了28秒。我当年就是看了这个故事才去买苹果的,多活好多年。

  毋庸置疑,现在的上网速度,会变成国民经济的战略问题,因为各行各业都要用到它,但这个资费怎么调下来,是一家企业能够对付的吗?是我们开开会,互相交流经验就能降下来的吗?它涉及到整个所谓的体制改革,涉及到大型企业、市场准入,涉及到在维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怎么让一些基础性的服务物美价廉。这件事情要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

  现在的局面是大领导轰油门,中领导挂空档,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

  今天,“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互联网+”早就开始了,我知道的关于中国的第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发生在1997年,就是用IP去打电话。最早完成这项商业应用的是福建福州马尾区的一家民营企业,他注册了上网,也买了电信服务,他把它们加到一起(便形成了IP电话),这个IP电话为什么有竞争力?它不是传统电话,一通话就叫占线,整条线就被占死了;而IP电话产生的是语音数据包,可以在网上走,有空就发一个包,到那头再把数据还原为语音。所以它的资费可以便宜得多。但在当年,这样的事情过不去,当年我们有国家电信部门供应国际长途,一分钟国际长途是28到35块,而马尾这位企业家自发的是4.8块,结果这个机器被我们的电信部门没收了,说它谋取暴利。最后,这位企业家交了钱才被释放,出来后跟兄弟一起打官司,无奈一审败诉,再上诉。当时的主审法官在中国的法制市场拥有一席之地,他邀请多方专家论证,探讨清楚IP电话和传统电话之间有何不同,他援引了一个法律道理,当初制定的时候还没有IP技术,那法律要怎么监管一个新兴的技术呢?法无禁止皆可为,这个事件加速了IP电话市场化,我们国家很快推出了国家供应的IP电话,国际长途一分钟4.8块。

  最近还有一个“互联网+”的故事,将互联网跟出行结合起来。打车难,是很多城市的通病。仔细研究传统出租汽车是挺难的,在马路同车主砍价,不想去就贵一点,做不到,每辆车都砍价,城市就瘫痪了。所以出租车,全世界都一样,就是窗口价,一公里10块钱、12块钱,定死的。这种模式应对需求的变动就不灵便了,因为城市出行有高峰低峰,闲的时候很闲,忙的时候很忙,互联网一来,就可以把价格机制用到出行的需求上去,而且他可以增加安全。原来不准随便办出租车,不知道司机干吗的。现在看滴滴、快的打车,我去访问过,谁来接你、接的是谁,都有手机,背后都有信用考核。但这在各个城市引起的反应不一样。有人觉得你触犯了我的既得利益,你怎么可以搞这个业务,你搞了这个业务,过去发那么多牌,出租车公司份子钱怎么办哪?所以,不要认为“互联网+”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是一个商业模式问题,是一个算法问题,它也是一个体制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的改革,它绝不是说企业家可以置身事外。现在实现全面小康,企业是这个当中的主力,一定要参与到降低系统性成本的过程当中来。

  刚才我听王珉书记的讲话,很有感触,欢迎各界来监督政府的服务,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到一个地方,不仅仅跟地方政府一起讨论怎么搞投资,怎么帮助这个地方,还要把这个系统成本降下来,把个别企业努力也没有用的那个摩擦力降下来,这样就会推进这个地方的发展。当然现实与理想总是有距离,因此我们要为此去努力而奋斗。

  我最近在调查一家企业,很多人反应的情况、概括的情况,我觉得挺传神,他说现在的局面叫做大领导轰油门,中领导挂空挡,小领导就是不松刹车。我希望这不是普遍的,但是只要有个别存在这个局面,我们就要共同和政府合作,来把小摩擦系数给它降下来。只有这些摩擦系数降下来,中国经济的动力才会足够,我们就能克服短期下行、中期转型的困难,继续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一个新的成长阶段。

  降低制度成本,企业家要积极参与

  提问:你刚才提到摩擦是系统性的问题,企业应该参与推动解决。但是我从你举的例子来看,这个主要讲的是垄断,当前制度性的问题,是不是关键性在垄断?还有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应该加以解决?

  周其仁:现在所谓的行政性垄断,其实就是一种法定垄断,那么法定垄断怎么办?我们建立法制国家,是不是光守法就行了?我们要参与立法,参与修法,这次人大的文件非常重要,将来立法的主导权要转移到人大。

  过去,由于我们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很多法都是部门里的,而很多部门立法却常常把部门利益包括到法律里面去,行家都知道这里面的细节。其实,很多企业家都是不同层次的人大代表,都应该在这里头发挥作用。企业家在市场中活动,对很多信息有优势,知道这个信息卡在什么地方,应该把哪个关键的部分去掉,这样我们发展市场的机会就会增加。

  所以第一个答案,就是企业家要积极参与人大主导的立法修法过程。过去企业遇到问题,往往都是赶快找哪一个个别的领导干部,事实上我们要往现实的国家走,要养成一个习惯,遇到问题找律师,遇到问题从法的层面探讨它的合理性、不合理性和可改变性,当然这个难度很大,但如果我们不付出这个努力,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事情,就只会停留在喊口号上,老落不下去。所以我的意见,就是企业在一起交流个别成功的经验,要关心共同的问题,这个共同的问题,是沿着法制的道路,因为到了法的本身,就是大家参与的,不合适是可以经过程序调的,不能把它看作一个给定。

  比如说到底应该有多少家营运商营运电讯?一家好,还是三家好,还是民营也可以进去,这是可以讨论的,也是可以研究的。至于金融,涉及到外贸,我们好多复杂的领域,一个互联网会不知道加到哪个领域去,如果里头有法律障碍,而我们又不懂得怎么逐步推进降低这个系统摩擦力,我们下一步有时候就不会加的那么顺,就没有把这个加的潜力,给我们这个国民经济充分挖掘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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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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