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环保专家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治霾建议，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以及对其他工业粉尘和建设粉尘的控制。经过测算，如果这些末端措施都做到位，我国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
但问题是，如果经济总量平均每年增长6.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提高，会抵消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还存在着导致雾霾频发的诸多弊病。
①污染性的产业结构。我国重工业占经济比重偏高，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是现代服务业的9倍。②污染性的能源结构。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仅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③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
导致雾霾天气的重要因素终于找到了，主要是我国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然而，仅靠末端治理是难以对雾霾进行有效控制的，必须要通过经济和金融的手段，对雾霾形成长效机制的治理，才能取得预期效果。
第一，改革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的体制。要让土地供给中工业用地的占比降下来，同时提高住宅用地的占比。只有工业用地稀缺之后，地价涨上去，才能弱化工业投资的冲动。相应的，如果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比重快速上升，成本下降，就会剌激低污染的服务性行业的较快发展。
第二，部分服务性行业的税赋过高，目前营改增还没完成，一些服务业还在设计税率的过程当中，对税率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要求，即应该让服务业的税赋下降，从而引导资源流出高污染的制造业，进入低污染和绿色行业。
第三，大幅提高排污费的征收标准。如果制造企业需要排污，就应该付出足够的代价。过去排污费太低，使得一些企业，装了脱硫脱销的装置不愿意开。提高排污费，才能使企业有动力去安装和使用排污装置。
第四，应大幅提高对清洁能源的补贴政策。对污染征收的更多税费，而这些税费则用来补贴清洁能源等推动绿色转型的事业上来。我国政府对清洁能源的补贴占GDP比重是德国的1/3，这个比例今后应大幅度的提高。
第五，还要建议PM2.5减排区域间补贴机制。比如，河北雾霾有很大一部分会飘到北京，但河北的财力有限，没有足够能力去治理雾霾。那么，只有把北京用于本地减排的一部分钱，到河北去减排，这对北京的好处远远大于北京在本地减排所带来的好处。这需要设计一个区域间的补偿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之下，北京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更好的减排的效果。
第六，在主要城市实行汽车牌照拍买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限制私家车过度增长趋势。上海与北京人口差不多，但上海的汽车比北京少一半，上海的PM2.5水平比北京低30%。其实，通过抬高架车人的购牌成本既可以用来抑制其购车冲动，又可以收到大量的资金，可以用来搞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
第七，提高煤炭资源率的税率。就是要把生产和消费煤炭的成本提高，从而遏制过度燃煤的冲动。目前资源税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第八，建立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绿色金融体系就是要形成三种机制来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绿色行业，抑制对污染性项目的投资：
一是降低绿色项目的投资成本或提高其融资的可获得性。比如，原来融资成本是6%，经过银行贴息，可降到4%，这样民企投资积极性上来了。二是提高污染性项目的融资成本与难度；三是通过多方位的环保教育，提高企业和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偏好。让企业在同样或类似回报率的项目中更倾向于投资绿色项目，让消费者更喜欢消费绿色产品。
国外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了包括绿色贷款、绿色股权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银行在内的各种绿色金融产品、融资渠道和绿色投资机构，来支持绿色产业的发展。许多国际上的成功经验都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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