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土地流转就要“非粮化”“非农化”

　　尽管资本下乡的非农化报道这些年不绝于耳，但是中国青年报的长篇报道还是引起了新一轮的讨论。（详见2015年4月20日《中国青年报》第四版《资本下乡：有实力争地，没能力种田 ——冀南农村土地流转“毁约弃耕”现象调查》，新闻链接：http：//zqb。cyol。com/html/2015-04/20/nw。D110000zgqnb_20150420_1-04。htm）根据这个调查性报道，资本下乡的企业中，有目的不纯的，但也有的是看到了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扶持，有的以为搞农业比其他产业可能更容易，有的是基于朴素的农业情结。“但大都对农业基本属性、农业投资的复杂性、长期性和风险性缺乏深入认识，属于盲目跟风。” “下乡种地的‘老板们’无知者无畏，加上的确不差钱，地租也就一涨再涨。”已有多年土地流传经验的邯郸地区王姓种粮大户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叹：“我真不知道这么高的地租红薯怎样种才能不赔钱。”这只是资本下乡乱象中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这些年，随着土地流转加速、资本下乡活跃、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的积累，农村土地租金呈现较快上涨趋势，在增加农民财产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值得关注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流转土地的非粮化冲动。种一亩粮食纯收益才300元左右，而一亩地的租金现在一般在500-800元，好一点的地上千元。当前即使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手段，也很难让种粮收益翻番，唯一可能的路径便是种植比粮食效益更高的非粮作物，这便是“非粮化”的直接原因，这部分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地租继续上涨，比如西安南郊的农地租金已经到了每亩2000元以上，那一般的高效农业也保不住了，只有“非农化”了，挖鱼塘，搞庄园之类的了。所以，当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责资本下乡不务正业的时候，最好也反思一下这其中的经济原因。不能光片面地宣传，一搞土地流转、规模经营，产量就上去了，效益就提高了，农民既有流转收入，又有就地务工收入，真是一举多得！实际上哪有这么容易？

　　其次，要关注资本下乡的规模经营陷阱。在社会资本以各种目的大量涌向农村的时候，人为的、急切的发展大规模连片经营，在高土地成本、高劳动力成本、高融资成本三大因素的挤压下（农民自己经营则没有前两项成本），大规模经营实际上十分困难，一些所谓的农业龙头企业只能靠政策性补贴和非农业务来维持，这是偏离现代农业发展初衷的，也是超越现有生产力水平的。一个老板从城里来到农村搞标准化果园，按照理论测算，一亩地前期投入不到一万，纯收益在3000元以上。等到投下去以后，发现投入远远不止这些，因为人工是一个比化肥、农药更大的投入项，果区的人工价格已经到了每人每天150元的价格，甚至人工超过了投入品。比如，春天给苹果套袋，一个日本进口纸袋也就四五分钱，可是套一个果袋的人工费用竟然接近一毛！不仅如此，每次的果园劳作都要用人工，几年下来，人工的花费是一个天文数字，挣钱何其难也。

　　再次，要关注农村劳动力隐性失业带来的社会问题。农村土地流转加速，既带来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兼业化和加速向城镇转移的趋势，也带来农村留守群体的隐性失业问题，有土地却流转给了别人，想出去打工却因为个人和家庭因素出不去，如果流转主体再不优先考虑吸纳就业，很容易形成农民就地就业的强烈诉求，典型的就是中途退出土地流转或强行要求进入流转主体就业的社会事件。这也成为资本下乡又一个难以承受之重。一旦企业经营情况好转，差不多都会遇到流转土地的农民提高租金的要求，有没有合同根本不重要，大多情况下都是法不责众，只有在当地干部的撮合之下息事宁人。麻烦的还止这些，建设的工程还必须由村上的建筑队来干，场里的工人还得优先从村上雇用，不管你是不是愿意；村上搞个什么扶贫问苦、红白喜事、节日庆典，企业还得“主动”赞助，等等。

　　最后，还有资本下乡自身的严重管理问题。有钱但没有人，干二三产业十分内行，做起农业一个比一个外行，最终的结局，往往是“种下龙种，收获跳蚤”。既懂经营、又懂农业的复合型人才，喊了多年，真正到了用了时候，发现十分难找。连联想这样的国内一流企业，在做农业5年之后，依然坦言人才是最大的瓶颈，搞IT的有，搞农业的也有，但能把互联网+农业做好的跨界型人才暂时没有。所以，当老板们满怀农业梦想来到希望的田野后，逐渐失落，直至绝望，与其冒着风险种，还不如荒着损失少点，至少用不着再投入了，也少了人工管理费用。这便是资本下乡的流转土地上杂草丛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不得不对那些资本下乡的企业怀抱着一些“同情与怜悯”，他们可能也只是某些地方推进土地规模经营的牺牲品。也正因为如此，当媒体一味地报道地租上涨的“好事”时，我们最好还是理性看待，猛涨之后一定带来问题成堆！更必须对一些地方政府发出警告，必须对规模经营全面认识和理解，慎重引导，坚决防止违背正常经济规律的人为归大堆，累大户，虽然表面增加了农民收入，实际上却形成了劳民伤财的规模经营政绩工程；也要更加关注如何更好地扶持规模经营主体来服务国家农业战略的问题，在农田基建、技术服务、政策补贴和科学奖惩等方面加大对粮食规模经营主体的扶持；还要规范和科学引导农村土地流转，防止一哄而上又一哄而下，一定要坚决避免在农村形成正常经营难以为继的半拉子“现代农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