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为何穿上学袍?

毛寿龙 原创 | 2016-09-05 14:41 | 收藏 | 投票
关键字:学者 

  美国大法官布雷耶即使不开庭,在办公室也穿着法袍。他认为:“穿上法袍就与政治绝缘了!”(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可见,法官不理政治,与政治保持距离,这是法治的重要元素。正是法官的谦虚,使得他们能够在政治上居于中性的位置,并使得法治居于中道,而且拥有公共的力量。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官也能够免于政治的干预,而确保自己在法治中的“国王”位置。

  可惜的是,学者没有这样的学袍。学者在学术的王国里,也许可以说是自己的“国王”。在一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力量也会让人感觉到有自然而然的权力,直接影响到政治的生态。在这些情况下,象牙塔里的国王,在现实中就会被看成是“哲学王”,被认为对政治有着实际的影响,乃至威胁。伊曼努尔·康德就是一个例子。

  康德是古典时代德国的一位伟大哲学家。他的生活单调乏味,经历简单,但他的思想却异常丰富。他的“三大批判”使他成为公认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但是他有关理性范围内的宗教的言论,以及讨论其他问题的文章,却让国王很不高兴。于是宗教与司法部长韦尔纳奉“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了封申斥信寄送给康德,信中写道:

  “我们的陛下很久以来就怀着很大的不满,看出你怎样滥用自己的哲学,去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的一些主要的、基本的学说,看出你尤其在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短篇著作中怎样做过这类事情。我们一直期待你做出某种改正,因为你本人必定清楚,你的这种作为怎样不负责任地违背了你作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清楚地知道的我们国君的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十分认真的辩白,并且为了避免失去我们陛下的恩宠,期望你今后不要再犯诸如此类的过错,而是要按照你的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使我们国君的意向日益得到实现;否则,你执拗不改,肯定会招致不愉快的处置。”(转引自梁志学《当康德遭遇国王警告》,《博览群书》,2004年第11期。)

  康德给国王写了回信,说自己没有违背国王的旨意,认为自己那些受到指摘的著作,不过是在学术界内部对宗教所作的一种哲学考察,旨在确定宗教怎样才能纯洁而又有力地注入人们的心灵。不过,康德知道,在国王面前,学术不是借口,也不能是挡箭牌,于是他在信里发誓:“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免嫌疑,我将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不过,康德很幸运,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去世了。康德认为国王去世了,国王对他的禁令也随之失效了,就又开始公开讨论宗教问题。

  和布雷耶大法官相比,康德是不幸的,虽然贵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却因为没有“学袍”,即使是纯粹的学术探讨,其言论自由权也很容易受到国王及其大臣的干预和限制。不过他也是很幸运的,比国王活得长,在有生之年终于又可以不受对国王的誓言的限制,重新捡回言论自由权,再次公开讨论当时很热门的宗教问题。

  和康德相比,还有更不幸的。那就是古希腊大学者亚里士多德。他是著名的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从亚历山大13岁开始就教他。不过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政见不合,亚里士多德于是离开亚历山大,回到雅典教书,写作,写了很多书。亚历山大没有强留亚里士多德,还给亚里士多德很多资金,资助其老师做研究。据说国家设立社科基金资助学者研究,就是从这里首开先河的。

  亚历山大大帝有生之年没有给亚里士多德带来麻烦,但他死后,亚里士多德却遇到了政治上的麻烦。雅典人因为痛恨亚历山大,亚里士多德不得不外逃避难,一年之后在逃亡的途中得病而死。亚里士多德没有受害于专制君主亚历山大大帝,却因与专制君主的师生关系而被民主的雅典所害。与康德比,他不是受其思想所累,而是受其政治关系所害。亚里士多德是大学者,不过是当了亚历山大的老师,并接受了亚历山大的资助,他的思想却是自由的。但他因政治关系而受害,而且是民主的害,这显然和后世的托克维尔所讲的多数人的暴政是有关系的。这说明,没有学袍,即使不受国王的害,也会受民主的害。

  受民主暴政之害最深的学者,还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古希腊的另外一个学者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思想家,却被人认为对年轻人有毒害。雅典的法庭用票决法判定苏格拉底有罪并处死刑。苏格拉底认为这一判决是不公正的,他本来有机会逃跑,却没有逃跑,因为他认为如果逃跑了就意味着破坏了雅典的法制。于是他饮毒汁而死,享年70岁。不过苏格拉底即使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逃跑了,因年事已高,也许没跑出多远就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后人大为苏格拉底没有逃跑而惋惜,其实逃与不逃,又有啥区别呢?

  不过,逃与不逃,对中国古代的学者孔子,却大有区别。他在战国时期是著名的思想家,很多国家都很看重他。鲁国国王一看孔子那么吃香,肥水不流外人田,也重用起孔子来。孔子当了官后急于改革,得罪了实力派,被迫离开鲁国去流浪。他带了学生,流亡到卫国,卫国的美丽妃子南子名声不好,但很喜欢孔子,很敬重孔子的学问,但孔子看到了卫国政治的风险,很快离开了卫国。后来他走来走去,到过很多国家,也同样遇到了各种政治风险。在外游历14年后,受鲁国国君邀请,终于回到家乡,从此被敬为大师,但没有任官职。孔子此后专心教育,不问政治,遂成一代宗师,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后来还被历代帝王封为“素王“”。可见,专心学术,少掺和政治,乃学者的学袍。

  现代学者总体上来说没有古代学者来得风光。古代学者动不动就有国王写信来,动不动就有国王给资助,和国王对谈,现代学者往往是依靠写作来与政治家对话,当然大部分时间是与自己的笔对话,或者与学生对话。古代学者寥寥无几,现代学者成千上万。在扩展的市场秩序和扩展的国家公共服务秩序中,学者和千千万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一样,只是脑力劳动者而已。

  不过,现代学者“哲学王”的贵气依然存在,就如大英帝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勋爵在其著名的《通论》结尾处所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这当然不是在即刻,而是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理由是,在经济哲学以及政治哲学这方面,一个人到了 25 岁或 30 岁以后,很少再会接受新说,故公务员、政客、甚至鼓动家应用于当前时局之种种理论往往不是最近的。然而早些晚些,不论是好是坏,危险的倒不是既得权益,而是思想。”

  学者的贵气也许是学者的狂妄,不过统治者感受到的思想的危险却是实实在在的。思想是危险的,思想家自然也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思想家是危险的,这是对政治家来说的。对政治家来说危险的思想和思想家,参与政治也会变得危险,而这是对思想或者思想家来说的。这对于学者来说,可是大大的不妙。因为政治家可是动刀动枪的,学者只是动动口、动动笔,口诛笔伐只是比喻,真刀真枪杀将过来,学者如果不俯首称臣,立马一命归西。

  从秩序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每一个人的心灵秩序。在这里,喜欢学术的人,给自己穿上学袍;喜欢正义的人,给自己穿上法袍。在这个时候,喜欢权力的人,会穿上龙袍。在这里,学术的秩序、正义的秩序和权力的秩序,互不干扰,相互尊重,似乎是大家的理想。当然,这显然不是现实的,因为学术、正义和权力,都具有内在的傲慢。权力,显然是扩张性的。如果思想家主动穿上学袍呢?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藏在袍子里,让凯撒的归凯撒,让思想归象牙塔呢?或许我们应该希望学者能够穿上学袍,就像布雷耶法官穿上法袍那样,给自己一个不干预政治的证明,然后给自己的学术赢得一片天地,至少有一个塔,在哪里可以慢慢研究,慢慢思想,与世无争。

正在读取...
个人简介
毛寿龙 (男) 职称或学历学位 系主任,研究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领域,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公共管理与治道变革,自主治理、NGO与公共服务等。 关心运用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公共选…
每日关注 更多
毛寿龙 的日志归档
[查看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