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疏理了中国古代士阶层的来龙去脉，赞美中国士阶层和士精神，认为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初形态，是士子们塑造并传承了中国文化精神。
“士”指什么人？周朝贵族分王公侯伯子男，士就是替各级贵族做事的人，有武士有文士。春秋战国时期，周朝衰败，不少贵族家道没落，许多士失去原有主人，凭专业才能找新主人打工，从固定的家臣变成了游士。孔子自嘲“丧家之犬”，也自美“鸟择木而栖”。
电影《孔子》剧照，孔子教授六艺。
士的工作特点，可从《论语》总结一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给人驾车赶马，大概这是低级士。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能做外交而不辱君命，这是高级的士。孔子强调“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忠于君主。“士杀生以成仁”，“士为知己者死”，讲的都是忠于主人的品德。
士，就是政权打工仔。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帝王从何而来？暴力取天下而来。士，侍奉军事贵族阶层。他们的最高追求，是立德立言立功，成为君王功臣，帝王之师，光宗耀祖，扬名后世。
孔子非武士，不靠以血报君而靠以道事君。谋道学道以求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隋唐开科取士，规范了和平时期士与政权的关系。以后一千三百多年，读书做官士之正道。知识分子靠朝廷吃饭，因此做大做强朝廷，完全与知识分子的利益一致。吃谁的饭办谁的事，神化君王，圣化朝廷，美化权力，就是忠于主人，而这本身就是在扩大士阶层自己的名利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约束朝廷权力以释放民众活力的思想，不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士表忠心的方法多种多样，有奸滑奉承之徒，也有武死战文死谏之士。
电影《英雄》中的武士，无名，肩负刺杀秦王重任。
中国思想史上，超越朝廷约束君权的思想者极少。老子要求减少权力控制以释放民众自主活力，其精神在君王朝廷之上。老子不是游士，是史官，出身于世袭文化贵族阶层。
国家的老板和股东是军事贵族，士是军事贵族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士文化就是职业经理人文化。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国君有道，就显露才华以求重用。国君无道，就装傻以避祸。君子明哲保身，并不献身于道。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国君无道，就小心不惹事，免于刑戮。国君有道，就出来替国君做事。是否服务国家，看国君是否有道。邦国无道，百姓苦难，为什么不去纠正无道，行正道于天下呢？显然夫子没这个心态。士为君王打工，与国家并非命运共同体，与民众也非命运共同体。治道，只是知识分子侍奉国君的办法，并不是知识分子必须舍身实现的公共理想。
耶稣为什么勇于挑战世俗权势，是因为他心中有更高的主人——创造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人间没有任何力量高于上帝，所以他说：“人间的统治者来了，但他对我没有丝毫权力。”耶稣心中有个共同体，那是信仰者的共同体，上帝之国高于世俗之国。耶稣不是任何人的打工仔，受上帝差遣而来。上帝的使者，高于人间君王。
中国人也相信有超越性的天。孔子因为心中有天，有抗拒现实的某种超越性，但孔子除了畏天命，还畏大人，还畏圣人之言。更重要的是，天子逐渐强化对上天的垄断，孔子那种直面上天的精神基因，也在后代士子们的心中溃散了。心中没有上天，就只剩天子。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知识分子靠什么独立自尊？
苏格拉底不是城邦的打工仔，他知道自己是城邦的主人之一，因此他自愿选择承受城邦的法律。苏格拉底的精神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他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法律面前平等的公民，雅典是他们的命运共同体。
心中有上帝，人间无权威，追随耶稣者，容忍不了人对人的特权等级压制。心中有理性，人间无权威，追随苏格拉底者，很难屈服于荒谬与无知的统治。耶稣、苏格拉底这样的知识分子，骨头硬，精神正。
电影《耶稣受难记》剧照。
中国的知识分子，内心易屈服，骨头易发软。为什么？国家所有权属于打天下的家族，不属于自己，何必与国家共存亡？有道则留，与君王分利；无道则走，以保平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国家有问题，那是统治者的问题；民众有危险，那是统治者的责任。若昏君治国无道，未来有风险，赶紧脚下抹油，先移民开溜。
中国历史上，最好对付的，就是知识分子。一旦朝廷军头们被打败，知识分子马上对新王歌功效忠，投诚谋求高官厚禄。对他们来说，只是换个主子而已，有几个人会为旧朝廷长期卖命？耶稣为信仰献身，苏格拉底为真理舍命，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都不够聪明。
迄今为止，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依然未变。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没有基于信仰和理性的自治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