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在国内外能源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而要落实、推进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开放当属最好的切入点，亦即这份《意见》之二：“完善油气进出口管理体制，提升国际国内资源利用能力和市场风险防范能力。建立以规范的资质管理为主的原油进口动态管理制度。完善成品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政策。”
为什么？首先是因为只有通过开放，才能有效地向石油天然气产业传递倒逼促进改革的压力。石油天然气体制改革是深刻触动利益的改革，而任何触动利益的改革在繁荣牛市期间都很难推行，手握足够资源的主事者往往更倾向于“排排坐，吃果果”；到得熊市期间，不再有足够的资源可供无度挥洒，更能形成改革的共识，更能下定改革的决心。而只有在足够开放的环境下，通过成本更低廉进口油气的竞争，国际市场熊市的压力才能充分传递到位。
其次，只有通过开放，才能最大限度消除国内外油气价差给下游产业带来的先天成本劣势，从而保持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油气开采成本大幅度高于多数石油输出国，而且这一现实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改变。昔日，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大幅度低于发达国家，且并不高出其它发展中国家太多，彼时即使对国内能源、原材料产业实施相当程度的保护，由此提高的成本尚不至于根本颠覆中国制造业等下游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保护下的较高价格反而能够成为一条便利的汲取非税财政收入的工具。时至今日，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成果，中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已经明显高于其它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也明显缩小，倘若对国内油气产业实施保护而导致国内油气价格显著高于国际市场，那么我们的许多下游产业在开放的竞争环境下将不战先败。事实上，这些年外流的制造业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追逐海外市场较为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而去；我们必须及时调整，不能拖延到不可收拾地步。
同样，也只有开放，才能让我国石油天然气产业提升在全球行业“江湖地位”，开拓更广阔发展天地。尽管中国石油天然气产业面临资源禀赋差的先天劣势，尽管中国石油天然气产业目前面临冗员、历史问题、内部不少环节和领域机制僵化等问题，但中国石油天然气产业从来就不是什么“包袱”，而是拥有光辉的历史，为国民经济发展、为我国打开国际交往局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有着在全球产业界发挥更大作用的巨大潜力。
1949年新中国建国时全国原油产量不过12.1万吨，原油加工能力（不包括台湾省）只有17万吨，加工原油11.6万吨，生产石油产品仅12种。正因为如此，当美国对初生的新中国实施全面贸易禁运时，石油禁运被视为头号“杀手锏”。到1965年，我国已实现原油及石油产品全部自给，炼油行业产品品种从1949年的12种发展到494种，催化裂化、铂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等工艺和催化剂、添加剂制造等已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技术水平。[①]在此基础上，中国才得以抓住美国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且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机遇，实现了石油产品出口和石油工业发展提速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不仅为当时发起以“四三方案”为代表的成套设备进口浪潮提供了外汇支持，而且推动日本、泰国等一批国家为寻求石油进口来源而加快对华关系正常化。
从基辛格访华、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1971年开始，我国出口增长陡然提速，连续4年保持两位数增幅，1975年增幅也仍有4.5%，[②]其中最大部分的增长就是来自石油产品出口。“我们对中国的石油真是垂涎三尺”——时任日本经团联会长土光敏夫对外贸部长李强的这句话一言道破了当时日本对中国石油的渴求，[③]正是这种渴求，推动日本加速与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日贸易激增；也正是这种渴求，推动1974年时尚未与中国建交的泰国派出外长差提猜·春哈旺访华，寻求中国供油以缓解泰国国内石油短缺，以此为突破口，中泰两国翌年建立外交关系。[④]
今天，巨大的消费量和进口量、完备的基础设施使得中国有能力成为石油天然气的国际交易中心，中国的石油天然气接收、储运装置不仅仅可以用于进口海外油气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用于国际转运。且不提交易量已经非常巨大的石油产品，单就目前消费量、进口量尚远远不及石油的天然气而言，中国就比日本、新加坡更有条件成为亚太区域交易与定价中心：
论消费量，2015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就达到了1973亿立方米，大大超过日本的1134亿立方米和新加坡的113亿立方米，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天然气消费增长将远远快于日本、新加坡。
论气源保障，日本和新加坡天然气消费基本上完全依靠进口，中国每年还有上千亿立方米的国产气（2015年国产天然气1380亿立方米）。总量持续快速增长，进口多渠道、国产气多元化的供应格局，使得中国更有条件实现多方面气源之间的竞争，摆脱气源多元化与规模效益无法兼顾的困境。相比之下，日本和新加坡难以兼顾气源多元化与规模效益双重目标。
论基础设施，2016年底中国天然气长输管道已经超过7万公里，管网年总输气能力约2800亿立方米，天然气城市配气管网和区域管网2015年底已达43.46万公里，液化天然气接收站2016年底已经投运12座，年接收能力4680万吨。[⑤]相比之下，日本和新加坡基础设施与中国差距甚远，何况中国相关基础设施还在继续快速增长。
……
中国有能力成为石油天然气的国际交易中心与定价中心，而要实现这一超越，必须通过开放。
当然，开放本身只能为石油天然气改革提供一个切入点，这场改革最终成败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其它领域的配套措施。其中，地方政府能否摆脱资源民粹主义思潮影响、在资源税和劳动用工等方面减少对企业竭泽而渔的索求，就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在此前历时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许多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盛行资源民粹主义思潮，无限高估本国资源价值、对外资和外国客户无限提高要价成为社会普遍认可的“政治正确”，客观、冷静的长期思维沦为牺牲品，这些国家的外资政策由此深陷苛刻、多变的误区，政府当局和企业、居民对外部贸易伙伴与投资者不仅苛索无度，而且违约行为已成家常便饭。市场准入条件严苛；经营自主权大大压缩；大幅度提高各类矿区使用费、资源税、所得税率，或是开征此前没有的资源出口税（如石油出口税），而且常常是在合同没有到期之时，或是不顾投资合同规定将各类税费纳入向政府上缴红利，重复征收；施加形形色色的当地成分和当地采购要求（包括使用当地劳动力的要求）；……所有这一切，在牛市期间貌似能够为当局赢得几声廉价的喝彩与一时的选票支持，到牛市期间就因为沦为客户和投资者首选抛弃对象而蒙受惩罚。在中国国内，某些资源产地（特别是油气产地）地方政府施政也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类似误区，并为此而受挫。中国改革也是一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过程，能否汲取教训，在新启动的这一轮油气体制改革中制定实施更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政策，创造更好环境，要看各地方政府思想认识的进步。
参考文献：
[①]冯世良：《石油和化学工业》，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60年》第189—19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②]国家统计局：《新中国60年》，第66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
[③]紫丁著：《李强传》，第37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④]紫丁著：《李强传》，第357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刘毅军、林娟：《谋划天然气交易中心新跨越》，《中国石油报》，2017年4月25日。
注：本文原载《21世纪经济报道》，有删节。作者授权战略与管理发布完整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