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博士就是要问“为什么”、选“好问题”

周其仁 原创 | 2017-07-31 23:36 | 收藏 | 投票

 

  “你为什么要读博士?”

  ——无论是在面试环节,还是在北大国发院管理博士的“桥梁课程”上,每一位学术大咖都在用自己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向申请人提出这样一个貌似简单而实则深刻、严肃的问题。

  而每一个对读管理博士项目心向往之的学员,则同样抛出了世纪之问:教授们作为过来人,如何看待博士生涯?管理博士的社会使命到底是什么?

  与往昔同EMBA学员探讨“铅笔的故事”不同,这次著名经济学家、博士生导师周其仁教授,在管理博士项目的桥梁课上反复提醒学员:“站在桥上,你们要想清楚,现在要退回去还来得及!”仿佛“侯门一入深似海”,读博士真的要如此“慎之又慎”?

  读博士要学会问“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怎么办”

  那天早晨,红楼飞雪。无论是北大国发院BiMBA商学院的骨灰级粉丝——MBA、EMBA校友,还是刚刚走进朗润园的“新人”,却都早早落座,满心期待周其仁老师诙谐、智慧的演讲。PPT上写着:“怎样看中国经济起落”,今天要探讨中国经济问题?

  但——周老师却说:今天要讨论什么,你们来定!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探讨“为什么”,而不是“是什么”、“怎么办”。这是博士阶段,与本科、硕士阶段最大的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更多的人要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但是,作为一名博士候选人,你需要撞开脑洞,对世界充满好奇,去思考事物背后的“为什么”。

  在周其仁老师看来,摩拳擦掌准备读博士之前,你心里就是要有个“挥之不去”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时时刻刻、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你,你愿意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寻求答案,这样才是读博士的初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好问题”

  作为一个常年深入真实世界进行调查、研究的经济学家,周其仁老师深知一个“好问题”的重要性。那么,他心中的好问题是什么样的呢?

  有学员不禁问道,博士生是去探寻“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大问题,还是从“一粒沙中见一世界”,去关注身边的小问题呢?

  对此,周其仁老师,再次强调了博士生应该有的“问题意识”。

  “但凡有可能回答,就去思考大问题;回答不了,退而求其次,想个小点的(问题)。没能力想大问题就想小问题。什么叫大问题?大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将带动其他问题,非常有助于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

  博士生要知道掂量问题,这是最难学的,你可以到街上问出好多问题来,你把问题记下来。整天要花很多的时间选问题,然后花时间冥思苦想其中的一个问题。

  在我看来,好的博士项目就告诉你要有问题意识。光有问题意识还不行,你要选问题、掂量问题。最厉害的是好多老师不是让你解答多难的题,而是帮助你去学会怎么选问题。你冥冥之中就知道这是一个好的问题,之后见很多人,读很多的东西,最后慢慢把你的品位提升。”

  好问题比好答案更重要

  关于问题与答案,周老师回忆起富兰克·奈特——这个芝加哥学派奠基人的故事。他教书几十年,有一个父亲(当年也是他的学生),发现自己的儿子作为奈特教授的学生,考卷上的问题和自己当年的是一模一样。面对质疑,奈特教授自信满满,“问题是一样的,但答案却变了”,这就是寻找好问题的高手!

  相比于这样的好问题,中国式教育则更注重好答案。周其仁老师向在座的博士班学员授之以渔——“如果你能问出好问题,相比于那些寻找好答案的人,更容易突出重围”。好答案需要的是分析能力,而好问题则需要先有好的观察,并加以抽象、概括。

  理论与现实的“虚实相生”

  周老师说,在英语中,有一个语言现象非常好:“虚拟语气”——“如果....”这种虚拟,可以让人展开想象力的翅膀,去探寻抽象的问题。“道理、规律”这些东西都是虚的,而我们的农耕文明更注重“实事求是”,在周老师看来,这固然是好的传统,但是理论创新需要我们发挥抽象的能力。亚当·斯密当年提出“看不见的手”,这只手比那些“看得见的手”更厉害。“你的抽象推理能力如果欠缺,你只能在看得见的地方行事。”

  放下中国式“面子” 开启古希腊真理之辩桥梁课上,周其仁老师一直在鼓励学员大胆提问。但中国学生往往或者不问,或者对问题有质疑、有见解的人也不去“见招拆招”。针对这个问题,周老师倡导回归到希腊式教学法,当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在关于真理的讨论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见解。他希望北大国发院的管理博士生,也能通过小组讨论,放下“面子”,大胆提问并参与讨论。如果只是听老师讲,那么“你的脑子就永远是别人的脑子”!

  这让笔者想起了哲学家叔本华是如何劝人不要读书的——他说,“读书是让别人在我们的脑海里跑马;思考,则是自己跑马。”

  而对于学术讨论的效果,可以参见最近乐视集团一直在倡导的——高管人员要经常开会,产生“化学反应”——而这,才是思想、创新的源泉,思想从相互激发中而来。

  脑子里没有问题的人,看事情会熟视无睹 

  那么,好问题在哪里呢?

  周老师认为,“我们今天要借助夸张现象来观察,它会让视而不见的东西变得耀眼。我们人的观察力经常出问题,经验科学难过的一关就是这个,你怎么样也看不出名堂,怎么样也看不出问题来,熟视无睹,视而不见。所以博士训练,看起来是训练你的理论提炼能力,进一步就是训练你的观察力,脑子里没有问题盘绕的人,看世界上很多事情都熟视无睹。”

  不要“中国学”,解释一个现象最好只有一个理论 

  那么,中国经济如此复杂,发展又非常迅速,是否应该有一个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这是很多学员关心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关心的问题。

  对此,周其仁教授认为,“你如果有个学问也能解释中国,也能解释西方,是不是更好一点?当然做不到,那就一定要分开,先有人懂西方,再有人懂中国,再有人在更深的层次说又懂西方又懂中国。做不到就退而求其次,负担哪个重?

  站在人类的立场上,那我懂了中国我还懂希腊,是不是更好?现在国家越来越多,180多个联合国成员,单位越来越小,这是人类的历史,经济市场越来越大,政治单位越来越小。

  如果你是国别专家,这个负担越来越重。哪个国家没有特色呢?当然我们作为中国人,经济学家说中国现象、中国学问,很多人没听懂这个意思。中国现象,当然有些现象看着就夸张,有助于理解整个人类活动,这是真正的追求。不是要建立一门中国学,至少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你光理解中国,然后一出了中国就不懂,是更高的学问吗?现在我们知道的已有的经济学基于亚当·斯密观察过的英国社会。这个学问他的普世程度真那么高吗?现在开始有怀疑。

  那你对付这种怀疑有两个策略。一个策略说这是西方学问,我还有一门中国学问。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中国这种变形转型的经济,常常有些现象变得非常夸张。这个夸张有助于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两个策略你可以选。我能力很小,但是我倾向于后一种。因为我相信人类越往前走负担越轻,不要有那么多理论,解释一个现象,最好一个理论就可以。”

  理论创新之“无用之用方为大用”

  在与博士班学员的思想碰撞中,周老师提到了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扮演。“有人问我,读管理博士将来能干什么?我说,至少可以像马浩老师一样,当管理学教授。马浩一天也没有做过企业,但是很多人花钱来听他的课,而且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养了一批‘无用’之人,这就是规律”。

  《庄子.人间世篇》中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博士学员也困惑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经济学能增加财富还是能增加幸福感?在商海中拼搏日久,拥有了财富却并未因此与幸福更近,学员们希望在博士修习的过程中,追寻到答案。

  对此,周其仁老师表示,“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这是个好问题,接近于‘元问题’”。虽然自己也是经济学家,周老师却笑谈“你看现在全世界养了多少经济学家,还包括一个我,有什么用?吃多少粮食?你把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吃的粮食加到一起,是多少?到底有没有用?人类为什么要养这些理论家?这是一个问题。你在桥梁(课程)中把这个问题想清楚再往前走。你不要走进去(博士项目)再想,那来不及了。”

  “经济学是回答‘为什么’的,要解释现象,这首先就是要有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人的行为,思考事物之间的联系”。对此,周其仁老师上溯到经济学的鼻祖——英国的《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当年他在欧洲游历,观察到有些国家比较富裕,而有些国家则比较贫穷。于是,他问: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富裕和贫穷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驱动他开始了经济学的思考。

  无独有偶,同在课堂上的北大国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兆丰老师,最初选择做经济学研究,也是来自于自己的亲身观察。从小生活在广东的薛老师,发现亲人从香港可以带回来很多令人大开眼界的新东西,于是他苦苦思索:贫穷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广东与香港地理上是咫尺,而当时的财富水平却相去甚远?今天薛兆丰老师不断在媒体上发声,以经济学之眼看待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问题、专车治理问题和道路交通拥堵问题,这一切都源于最初对经济学问题的好奇与思索。

  也许正是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从完达山狩猎归来的周其仁老师,走进了真实的经济世界,以其对现实的独特观察和严密的理论分析,助力中国改革。

  读博士就是要学会问“为什么”。你的问题选好了吗?拿出来晒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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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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