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云岫——中国医学的播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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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云岫——中国医学的播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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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1月24日 新语丝

作者:纪龙天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新文化运动结束的七十年间,是中国发生改变最多的七十年。快速的变化,造成了中国社会全天候、全方位的转型。这些变化的动力,不管是外来的,还是自发的,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很值得鼓舞的。在这些变化中,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医学。医学也是任何一项变化中,最为曲折的,命运最为多舛的。

  本文旨在以余云岫这个人物为切入点,来透视近代中国医学现代化的曲折路途。在整个中国科学史、医学史、文化史上,余云岫只是个小人物。但是人物虽小,可以喻大。我们以余云岫的人生轨迹为发光点,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医学现代化的进程,甚至,也许还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这段路途曲曲折折,多少有识之士前仆后继,耗完了一生。虽然如此,中国这辆老马车,前进还是不大,几乎还在原地,无法令逝者瞑目。尽管这样,在那段路途上走过的人,他们和他们的经历,已经嵌入了中国的历史。——历史在用另一种方式来祭奠。

 

    一,西潮澎湃下的中国

 

  客观而不客气的说,在西洋医学没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医学。中国的“医学史”其实是一本正宗的“巫术史”。这本“巫术史”里面堆满了灰头土脸的“神医”、“巫师”,“巫师”们用来医人的法术就是米米麻麻米米麻麻的“巫术”,“巫术”就是装神弄鬼的“祝由”,“祝由”就是今天所谓的“中医理论”的雏形、基础!稍微翻翻古书,有一大堆这方面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开开眼界: 

  《广雅》:医,巫也。

  《说文解字》:巫,祝也。

  《太玄》:为医为巫为祝。

  《黄帝内经》: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

  《春在堂全书》:古无医也,巫而已矣。

  《吕氏春秋》:巫医毒药。

  《逸周书》:立巫医,具百药。

  《世本》:巫咸作医。

  《吕氏春秋》:巫彭作医。

  《说文解字》:古者巫彭初作医。

《太平御览》: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    

《大荒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yàyǔ)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总之,只要是涉及到“医”的,都离不开“巫”。据说从扁鹊开始,是越来越那个“医”而不那个“巫”了,其实是统统是放屁、乱盖。扁鹊不但有特异功能,而且他奉行的那套不是还在“阴阳”上兜圈子,还是“虚邪实邪贼邪微邪正邪”的玄谈吗?可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在医学方面,基本上是“巫术一统江湖”的局面。不过,随着人类的进步,这种局面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总有东西会对“巫术”构成挑战。最有力量的挑战来自“科学”。

  挑战的一个标志是,在1693年,一帮洋鬼子传教士让患了疟疾的康熙皇帝吞下奎宁。这不但是成群成队的“巫医”露出他们巫脸的开始,也是“巫术”在“科学”面前全面败北的信号。由于有权力护驾,西医的“进口”在那段时间颇为顺利。然而,随后清朝进行了将近一百年闭关自守,在这将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西洋医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发展。

  一直到1805年,中国爆发了天花,传教士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通过种牛痘的方法博取了中国人的欢迎,西医才开始卷土重来。终于,在1835年,中国的第一所医院——“博济医院”在广州创立了。创办人是美国麻萨诸塞州的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医生。此外,另一个很值得提起的传教士医生,就是英国的雒魏林(William W.Lockhart)。今天我们在上海看到的鼎鼎大名的“仁济医院”和北京的大名鼎鼎的“协和医院”(分别成立于1846年和1861年),就都是雒魏林创办的。

  西医作为现代医学,它主要作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因此,西医西药在中国的传播,和服装、钟表、眼镜、食品、AA制、“Hi”、绘画、电影(从无声黑白到有声色彩)、音乐(从留声机到MTV)、跳舞、酒吧、歌厅、席梦思、化妆品、香水、胸罩、护舒宝、保险套、伟哥、马桶、厕纸……等等等等,西医西药的传播和这些生活中的东西一样,中国人对它们都有一个先抵抗后接受的过程,都有一个先抵为“奇技淫巧”,然后毫不脸红地享用的过程。

  本来,享用就享用,可以光明正大的享用,也可以偷偷摸摸的享用,但是,今天的一些恶心的人,在他们之中的72.3%的人在生病的时候“不会首先看中医”,却有87.8%的人表示自己“相信中医”(《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既然相信那玩意,你为什么不去看?——这种由虚伪而导致的错位多么有趣!

  还有一些更恶心的人,他们可以在大便的时候,两个屁股“全盘”的、“充分”的蹲在抽水马桶(water closet)上,大便完毕后屁股都没擦,就跑出来骂别人是“洋奴”、是“卖国贼”、是“数典忘祖”。这种臭味四溢的现象,不是让人恶心吗?

  中西文化的交流,导致了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的土地上出现了第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运动的尝试。这就是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当时,“洋务运动”的主力舵手李鸿章是个头脑开阔、思想务实的人,他看到医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于是,他在1881年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医学校——北洋医学堂。1894年,李鸿章在给光绪帝的奏章中,写道:

  “臣查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北洋创办海军之初,雇募洋医分派各舰,为费不赀,是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要通过“兴建西医学堂”来“造就人才”,这是很开明的。可惜的是,甲午一役,彻底吹倒了李鸿章一生为之服务、涂贴的“纸房子”,也叫醒了中国人“制夷”的美梦。洋务运动是一次带着侥幸心理的皮毛的现代化,用梁启超的话来评价就是“彼李鸿章前者所办之事,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但是从现代的角度去解读,这场运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甲午战争再次重创、弄破了中国人仅存的一点“天朝大国”的心理和皮相。他们再也不能陶醉的看着“万国衣冠拜冕旈”的场面了,他们知道时代已经从“蛮夷率服”过度到了“蛮夷不服”。于是,在1898年,中国人卷土重来,发起了变法维新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医学方面的“变法”也是一项内容。

  1898年,孙家鼐向光绪皇帝奏请设立医学堂。7月22日,光绪皇帝下谕:“……设医学堂等语。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急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通。即着孙家鼐详议办法,具奏。”这就是说,医学被提上了变法日程。变法失败后,在1902年8月,清政府又颁布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一共规定了七个科目,医学排在第七;1904年继续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其中医学被列为第四科。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医学在当时的发展,其实和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外交一样,都受到了同等的待遇。换言之,中国医学的发展,与其它领域的发展一样,是同步的、互动的,都是由于澎湃的西潮引起的连锁反应中的一个反应。今天我们谈到“医学”,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医学”完全归入“自然科学”之中,我们应该把“医学”放到中国当时的文化语境中来解读。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自然科学”的传入,也会引起人们的文化心理上的抵抗,同样要经过一个先抵抗后接受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它必然触动了固有文化,引起一连串的“适应性调整”,譬如人们的思维模式、生活状态、行为方式等等。

  与国内全方位的发展同步的是,政府和教育机构向欧美和日本派遣留学生。在留学生中,有一个人至今还引起很大争议,对他的身前和身后,我们不能不深入的多说几句。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余云岫。

 

  二,那个播撒花种的人

 

  我之所以重新把逝去了半个多世纪的余云岫拉出来,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要批判“中医”,那么,重新评价余云岫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因为,在余云岫的年代,他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现在的“中医争论”几乎一模一样,有些问题似乎更严重了,因此,现在对余云岫这个人物的重新认识具有相当强烈的现实意义。余云岫去世了半个多世纪,在他身后,不过是两种声音:一种是放在政治上进行抹黑丑化大批判,另一种是“告别余云岫现象”或干干脆脆的遗忘。稍微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可以知道,余云岫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这种影响力,使得作为后人的我们,不得不在半个世纪后,发出另一种声音,帮这位曾播撒过花种的人翻一翻案,算一算总帐。

  余云岫(1879-1954),名岩,号百之,浙江镇海人。余云岫早年曾学过中医,因此对中医的那套有所了解。他小时候家里很穷,六岁入乡塾读书,在青年时入浔溪学堂(当时的校长是杜亚泉和蔡元培)。余云岫毕业后,于1905年公费赴日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先是就读于东经物理学校,三年后转入大阪医科大学预科。开始了医学的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时候回国参加救护工作,1913年再度赴日习医,1916年毕业回国。余云岫的文论主要收入在三集的《医学革命论》中。(注1)

  在甲午战争的同一年同一个时候(1895年初),日本又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日本的“否决汉医”事件。当时,日本议会以105票对78票否决了汉医界提出的《医师执照规则修改法案》,换言之,公元六世纪由中国传入日本的“中医”,终于在日本玩完了。此事的结果是,日本开始在医学方面全面的学习西方,并且很快的就实现了医学的现代化。

  这件事给了余云岫很大的启示。当他接触到以解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学、生物化学、药理学、临床诊断学等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医学的时候,再回头比照曾学过的“阴阳五行”、“五运六气”、“虚邪实邪贼邪微邪”的中医,高下立现,获得的是一种大彻大悟。并且,他本人的气质中又有很强烈的忧国色彩。外在的和内在的一旦重叠交拼在一起,反应无疑是石破天惊的。在日本留学期间,余云岫一共写了三本书:《普通物理讲义》、《物理学教科书》、《灵素商兑》。其中的《灵素商兑》(注2)是1914年开始写,1917年出版的。这本书是余云岫批判中医的奠基之作,它的指向性很明显,即用现代的医学知识来“发《灵枢》、《素问》之谬误也。”

  《灵素商兑》一共分三大部分,在内容上,刚好70%是批判“旧医”(中医),其余的30%则是宣传和普及“新医”和健康常识。且毋论书中对中医批判的部分,这本书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可算是一本很好的科普书籍。

  西洋医学的传入,造成了一种“儒医”与“教士医”的对立局面,而《灵素商兑》的出版,则直接把“旧医”(中医)与“新医”(西医)的辩论提上了台面。1917年,陈独秀创办了《新青年》,这个阵地集结了大量的“主将”,正是他们的新头脑、新思想,使得“积弊数千年”的中国刮起了一股“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在这样的气候下,《灵素商兑》应运而出,成为医学领域的“新”。并且,正是由于有“新文化运动”作为“催化剂”,使得《灵素商兑》很容易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所接受,并很快的造成了轰动。它使“以阴阳五行为演绎之纲领”的“中医理论”遭到了一种从所未有的挑战。

  后来,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失误。在启蒙未足的时候,人们就露出了他们狂热急躁的本质,他们都要“以革命的精神干革命的事业”,都跑去投党投派,“致力于国民革命”了。在启蒙未足、教育缺位的情况下,不管你怎么革命,革出来的结果都是差不多的,甚至是轮回的,因为,你的基础太薄弱,使得整个局势无法跟上。怪不得孙中山会无奈的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孙中山文选·建国方略·自序》)

  打倒了大强盗之后,又跑出了大大小小的强盗。这是多么有趣而无奈的局面。本来,有“革命的精神”并非错误,但要看你是否在踏踏实实的进行改革。而在医学领域,余云岫正是带着革命的精神做着改革的事业。

  1918年,余云岫在上海开业行医,并同时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他不但保持着对“旧医”的批判,还着力于介绍西方医学的知识。在介绍方面,他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但到处演讲,还先后编写了《内科全书》、《外科疗法》、《饮食防毒法》、《传染病》、《传染病全书》、《微生物》、《药理学》等等医学科普书籍。

  在批判方面,我认为余云岫对“旧医”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表现在于,余云岫经常把“旧医”和“国民性”连在一起批判。在当时的中国,他很清晰的看到了“民众思想”与“旧医”的相互交融,于是,他把医学问题置放在更为广阔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进行阐述,这与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对“赛先生”(科学)的强调是紧密联系的。确实,从“国民性”入手,这要比从单纯的学理角度去批判“旧医”深刻得多。这也是作为一个医生的余云岫最大的特色,更是他的文章中最闪亮的地方。他这样的文章就是“大文章”。在客观上,他的批判言论在新文化中起到的启蒙意义,不会比当时的一个作家的意义小。

  余云岫认为,“旧医”所谓的治愈功能,不过有四个原因:贪天功;利用人类本能所发明之事实;精神慰藉;传语过量。维系这四个原因,而导致“旧医”不能被废止的,则是皮相问题和饭碗问题。“在世俗方面,则皮相问题荧其识;在旧医方面,则饭碗问题昏其智也。”

  其实,饭碗问题就是既得利益的问题,它关乎到某些人的切身利益——你砸了他们的饭碗就等于要了他们的命。因此,饭碗问题基本上是无法解决的。“至于饭碗问题,则只有个人之利害,无是非可言,无诚伪可说,无真理可喻,无学问可讲,其眼孔所注,心思所萦,曰利害而已。”“饭碗问题则牢不可破,必尽力支撑,尽力抗拒,……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注3)

  这番话,岂不正一语道破了现在的那些“中医”们的心声吗?

  在余云岫看来,能够解决的是“世俗方面的皮相问题”。所谓的“世俗方面的皮相问题”,说穿了,就是“国民性”的问题,这一问题是可以改良的。因此,这成了余云岫着重阐述的一个问题。论述当时的“国民性”的特点,是余云岫三集《医学革命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共占去20%的篇幅。如果对余云岫论述的二十年代的“国民性”特点进行概括的话,那么,可以概括出十点。现在撷取其要者,如下:

  第一,崇古:大抵吾国人之心理,重古而轻今,笃旧而疑新。……其最终之目的,最高之城府,则在引证古言以为护身之符,而不问实物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是故积数千年而国势不长,学术不进,儒盭于思孟,医锢于岐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注4)

  第二,尚玄:(中国)二千年右文尚玄之颓风……(注5)

  所言者无非阴阳五行六气八卦之空说,议论愈玄,去实愈远,……(后人)见尊经可以钓誉,玄言之易以博名也,群趋而效之。(注6)

  第三,迷信:(国人)疾病之生,先鬼神而后医药。……鬼神无灵,乃相与咨嗟叹息,而归之于劫数。(注7)

  民众及社会之领袖,其信巫不信医,信巫瞽之医而不信科学之医者,十八九也。(注8)

  第四,自大:(国人)骄慢自大,不屑降心屈己,……今环视我国民众,其骄慢自大犹昔也。(注9)

  第五,骑墙:现在最时髦最流行的一种论调,就是骑墙式的‘不可不……不可尽……’的一派论法。譬如说‘古书不可不信,不可尽信’、‘脉象不可尽凭,不得谓尽无凭’、‘旧医不可不废,然亦不可尽废。’诸如此类,不可胜数。(注10)

  第六,死抱国粹:夫医学者,自然科学也,今则以玄学为国粹矣。(注11)

  第七,礼教心理:今新医之视疾也,必视诊、触诊、叩诊、听诊,四者兼行,出其叩器、听器,病人已魂飞体外矣,使之露胸坦腹,而病人已杌捏不安矣,其在女子,则羞恶疑惧愤怒之心,随之而起,逸而走者比比也。(注12)

  第八,老人心理:老人耳聋眼花,举动不便,进取之能力已消,革新之勇气全无,……老人之心思,多溯既往,追思其青年时代,……平生所历得意之事,以自悦悦而度时日而已,今后应若何迈进,若何改造,绝不垂念,所谓朝不谋夕,……今我国社会之大部分民众,……无进取之毅力,无革新之勇气,曰以其“复古思想”。往复胸中,举历史之陈迹,以相夸耀而自慰藉,……盖俨然“老人心理”也。此种人物,无论其为青年,为壮岁,为老朽,吾总谥之曰“老人”。以国人多此种心理上之老人,所以改革綦难,动辄掣肘也。(注13)

  第九,不重视公共卫生和预防:文明各国,饮必自来水。……其排泄污物,必有常道……;吾国则不然,尘芥堆积,弗除也,脓痰大小便,委诸道左,弗去也,食则同器,虽有传染病,弗忌也。(注14)

  国无防疫之政,人无防疫之识,医无防疫之戒,……亲匿病者之傍,食病人之物,痰唾满地,尿屎狼藉,……及菌毒传染,仓皇就医,已不及矣。(注15)

  除我国之外,世界文明社会,……公共卫生之道,易行而日精,还顾我国,……不知预防,不知趋避,故时疫一起,动戕千百。(注16)

  第十:缺乏科学精神:(国人)思想习惯,与科学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注17)

  “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必先有“医学之科学化”……欲“医学之科学化”,必先有“民众思想之科学化。”(注18)……把科学的皮毛拾来,装饰在外面,就算是科学化,是国人惯做的伎俩。(注19)

  以上的这些残言片语,基本可以折射出,当时中国的民众心理状况的魑魅和医学改革情况的艰难。

  余云岫是个很特殊的人物。他能够看到以上十点,并且用他的“大文章”对之进行批判,还给出了自己改良的方法,这是他与其他医生不同的地方;另一面,他不但精通现代医学,他还了解“中医”,因此,他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解构“中医理论”,这无疑又使他的批判具有了更强的穿透力,这又是他与当时的那些写文章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传统文化和现代医学之间,他无疑是一个枢纽式的人物。他对“中医”的批判真正的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启蒙思想与封建愚昧思想的不可兼容。而他本人,则是这场启蒙运动中,医学方面的先锋。所以,严格的说,余云岫具有着双重身份,即,他首先是一个医学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新文化精神的学者。他对“作古的”、“玄虚的”、“浮夸的”、“停滞而麻痹的”的批判,都体现了在那个时代,他是“崭新的”、“实在的”、“深沉的”、“跃动而进取的”。

  余云岫也有缺点。他的缺点是他身上的国家主义色彩太浓太强烈,使他只知道带着悲哀的腔调去批判整体的“国民性”的缺点,却很少去提倡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关注个体价值的发展。换言之,他倡导的医学革命,在对“国民性”问题的阐述部分,其实只关注“国民性”与“国强”、“丧权辱国”之间的因果联系,但却很少去关注个体国民的“独立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窄门。不过,如果要求一个医学工作者在新文化上更进一步的话,有点苛求。而且,严格说起来,这并不足以为余云岫病,在那个时代,除了胡适等少部分知识分子之外,余云岫的缺点其实是知识分子们的一种“流感”(或“通病”)。

  值得一提的是,余云岫还是第一个呼吁将遗体献出以供病理解剖的提倡者。而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愿意在死后将自己的遗体献出以供病理解剖。众所周知,对尸体进行解剖是医学工作中相当重要的一项,没有病理解剖,实地医学就不会有进步的可能。然而,囿于当时中国人的“礼教心理”和满脑子灌着的玄学崇古的思想,没人愿意将自己的尸体供病理解剖,使得病理解剖在中国无法开展,医学院只能“恃(人体)图书为教授资料”。1913年,出现了近代史第一次人体解剖,即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但是在以后的实行中,困难重重。我们从一组资料中可看到这种情况:

  “江苏省立医学专校民二(1913年)实行,开办十余年,仅三四具(尸体)。浙江省立医药专校,民二(1913年)实行,开办以来亦仅三四具。北京国立医学专校,民二(1913年)实行,年不过一具。同济昔年平均每学期不能得一具。同德开办六年后,在民十三年(1926年)冬始得尸体解剖成人一次。南通大学医科民二(1913年)即已实行,开办近廿年,前后不过三四具。”到了二十世纪30年代,“医校之尸体难求依然如故。”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西医的进一步发展。(注20)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在1932年1月召开的全国医师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余云岫提出了“劝告全国医师组织解剖有志会”一案,此提案获得通过。1933年1月30日,医界先辈余子维立下遗嘱,自愿献出遗体以供解剖。遗体于2月24日在温州大南医院解剖。这是有史可查的自愿献出自己遗体以供病理解剖的第一个中国人。余子维先生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余云岫对此十分感动,大赞之为“医学界破天荒第一人也”。他说“我愿我科学新医们,都崇拜这个实行家,都效法这个实行家,那么病理解剖的风气,就可以崐渐渐开明了。”(注21)此外,余云岫还是我国早期向社会呼吁重视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宣传者;他还留下遗嘱将他所有收藏的中医古籍献给中央研究院中医研究所。

  可以说,余云岫是一个对中国医学有过重大贡献的人——他当之无愧是中国医学的播种者!终其一生,他都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着他的花种——花种的名目是“科学”、“现代化”——不管这片土地是沃土,还是盐碱地。然而,从1954年1月3日的那天早晨开始,这个毕生都在播种并且最能播种的人,再也不能从容自由的播撒他的花种了!——他甚至没有看到种子的生根发芽!

  “建国”以后,“中医”受到了“领袖”的大提拔,出现了“中西医团结”、“西医向中西学习”等口号,这种情况是余云岫从没想到过的。而中国后来发生的事情都表明,余云岫的花种不但没有生根发芽,反而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我们只能感叹,余云岫死的正是时候。假设他这样的人物活到“反右”和“文革”中,他将遭到什么样的命运呢?在他死后一年,就已经有人把他拉到政治上,要重新评价他的“政治意识”了。先抓典型,然后把“典型”放到政治上,扣帽子,然后进行大批判,是中国在那个时代的一大特色。后来,那些曾经主张过“废止中医”的人都逃不过这种被放在政治上进行大批判的命运,并在“文革时期”达到颠峰。我们“欣赏”一下“文革”中的大批判手笔:

  余岩(余云岫)这个帝国主义培养的资产阶级的反动学者,为达到其在医学领域内推行全盘西化和消灭祖国医药学的罪恶目的,奔走嚎叫了一生。在他的反动论著中,一再攻击中医是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本于巫术。并胡说什么中医治好病是幸中偶合,中医是杀人的祸首等等。(注22)

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对派的走狗余云岫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充当消灭中医的急先锋。他打起所谓医学革命的旗号,贩卖崇洋媚外、全盘西化的货色。……彻底暴露出一副洋奴嘴脸。(注23)

 

    三,今天如何评价余云岫——我的看法

 

  丘吉尔曾引用过一句名言,“民众对他们伟大领袖的无情,是一个民族进步的象征”。作为英国曾经的首相,丘吉尔并不怕民众对他无情,将他忘掉,因为民众对领袖的“健忘”,是一个成熟且进步的社会的标志。余云岫是中国医学方面的启蒙者和播种者,他对中国医学的贡献是石破天惊的。本来,在余云岫死后的半个世纪,我们早该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真正的做到把他忘了,我们医学的发展才是真的一日千里,我们的社会也才是真的进步了。而且我想,如果余本人地下有知,也会乐见这种“遗忘”。但是,在余云岫身后的“遗忘”的声音却是不正常的。因为这种“遗忘”并没有建立在公正评价的基础上,“遗忘”里充满了做贼心虚式的恐惧。如果站在现代的角度,重读余云岫的著作和了解余云岫的事迹,我们会发现,里面的言论其实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很普通的言论,一个训练有素的医学工作者起码的见解和做法,一个启蒙时代的有忧国忧民气质的人的一点唠叨。但是,很遗憾的,有人直到现在还容不下他,还把他视为洪水猛兽,而他本人也没有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遂造成了积压着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起码的认识和解决。

  不可否认的,今天谈余云岫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在余云岫的时代,他面对的问题直到今天还凸显在我们的面前。譬如他文章中的十点“民性”问题。有的已经消失或基本上消失了,譬如第七点“迷信”,一个病人,在知道那东西是迷信的情况下,他基本上不会接受(当然,不知道的和被骗的除外);譬如第七点“礼教心理”,现在在看病时应该也不太会有这种“羞于露体”的情况了。但是,除了这两点之外,其他的八点,有的没变(譬如我们现在还是这么不注重公共卫生),有的甚至变得更严重了——现在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崇古,即“恋旧癖”,凡是“作古死人”的、上了年月的、歪七扭八的,就是至宝,就是圭臬,此外,还变得越来越尚玄,即专门喜欢那些装神弄鬼、光怪陆离的玩意或者理论,越来越自大,越来越苍老,并且正在变本加厉的骑墙,最严重的就是,专门抱残守缺,死了命的抱着所谓的国粹。前面的六种情况没有改变过,并且一直在加重。在这种情况下,很遗憾的,第十点“缺乏科学精神”就继续伴随着我们。

  可见,老不死的还没老死,狂热的更加狂热,欠揍的更加欠揍。换言之,在这个“义和团”重现江湖的时代,余云岫的对立面变得更加的强大了。它就像一大山,甚至是一座待喷的活火山。这座大山其实是一个巨大的“既得利益共同体”,任何的一次挑战和揭穿,都会让这个“既得利益共同体”按奈不住的乱喷。它最常用的做法,就是裹挟着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动辄把这种感情当成赌注。这也是他们苟延残喘下去的唯一的资本。

  关于余云岫的评价问题。作为一个后辈,一个对余云岫的生平事迹有所了解的人,我实在无法忍受余云岫在身后受到的不公平的评价。虽然我和他素昧平生,但我觉得我很有义务用一篇象样一点的文章,来替无法说话的他讲几句公道话。其实,也有一些人正在“平反”他,这里面有学者文人,此外,还包括他的儿子余诞年先生和孙子余忾先生。不过,我觉得这些“平反”做的都不太够,要么就是赞扬他普及医学的功劳而批评他“废止中医”的提议是“闹剧”,要么就是没有强调余云岫的“播种者”的地位。譬如余诞年先生说:“对余云岫观点的评价,首先应该放在评价其观点科学性的角度,置他于科学史中来评价他的科学活动,而不是以政治家或社会学家的标准,置他于文化史中来衡量他。”(注24)

  我认为这是不够的。余云岫首先是一个医学科学家,因此,固然应该先评价他的观点的科学性。但是,在余云岫言论中,还有相当篇幅是在自然科学之外的,是对当时中国的封建愚昧现状给予过批判的,譬如对“义和团运动”的批判,对妇女裹脚、束胸等习俗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等等,此外,“中医”根本就跟科学沾不上边,它只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玄学”部分,应该把它当成一种文化,因此,余云岫对“中医”的批判,客观上就是在批判传统文化。余云岫的这些言论,是他文论很闪亮的地方,真正的体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想。是作为一个医生的余云岫很难得的地方,正应该“置他于文化史中来衡量”。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因为“平反”的心急,而予以抹杀。今天如果再谈改造“国民性”,感觉有点那个,不过,我们可以顺着余云岫的道路去倡导一种“科学精神”;现在谈“废止中医”其实也并不现实,因为这个“既得利益共同体”在中国社会还有很深厚的“朴素的阶级感情”作为基础,但是,尽管这样,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发出“废止中医”的声音——要知道,装神弄鬼的“中医”在举世滔滔的现代化大潮面前,没有理由不完蛋——“中医”的完蛋只是迟早的事。

  余云岫,一个中国医学的播种者。只有这一点得到确认与肯定之后,我们积压的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我们的医学才能真正的实现现代化,而我们也才能在进步中彻底的把余云岫给遗忘。

 

  2006·11·17

 

  1:《余云岫先生年谱》,《中华医史杂志》一九五四年第二号 注2:《灵素商兑》全书,网址:http://blog.sina.com.cn/u/4891cfe3010007bp 注3:《医学革命论》二集,卷一,《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 注4:初集,卷一,《灵素商兑·自序》 注5:三集,卷五,《民众医药汇刊叙》 注6:初集,卷二,《研究国产药物刍议》 注7:初集,卷六,《传染病序》,初集,卷六,《微生物序》 注8:三集,卷一,《时疫——社会应有之觉悟》 注9:二集,卷二,《医药评论创刊号缘起》 注10:二集,卷二,《不可不……不可尽……》 注11:三集,卷五,《民众医药汇刊叙》 注12:初集,卷一,《灵素商兑·畏疑新医》 注13:二集,卷二,《老人心理与国民心理》 注14:初集,卷一,《不重预防》 注15:同上 注16:初集,卷六,《传染病序》 注17:三集,卷三,《读国医馆整理学术草案之我见》 注18:二集,卷二,《医药评论创刊号缘起》 注19:三集,卷一,《社会医报四周纪念征文启》 注20:《人体解剖在近代中国实施》 注21:三集,卷三,《闻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遗骸事敬告国人》 注22:1975年《儒法斗争与祖国医学》,转引自《反对中医的领袖人物——余云岫》,资产重组 注23:1975年《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的影响》,转引自《余云岫: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袖》,郝先中 注24:余诞年,《余云岫现象的重新审视》 

  http://blog.sina.com.cn/u/4891cfe3010007cv#sort_5 

  (纪龙天) 

http://www.100md.com/html/DirDu/2006/11/24/30/12/68.htm

 

个人简介
1.中学高级教师,理学学士,教育硕士。爱好天体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等;喜欢在宇宙学、教育、政治、哲学等方面发表见解。 2.到2018年8月,已经在价值中国网发表日志350多篇,读书评论4200多篇。个人爱好是理论物理,尤其对天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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