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阐释要以“人”为本

楼宇烈 原创 | 2018-02-07 13:16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五千年的文明从未中断过。但是,虽然没有中断过,我们今天还是要“发掘”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因为在西方文化一百多年来的冲击下,我们对于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一些特点已经不是特别清楚了。

  一、中国文化注重“自觉自律”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文化究竟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强调人的“自觉自律”,强调从自觉上升到自律;而西方文化强调的是他觉和他律,这是根本的区别。所以,一旦我们发掘出了中国文化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对民众的教育就应当是培养其“自觉、自律”,而不是简单地依靠“他觉、他律”,完全按照法律的条例来规范他,那就没有随顺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

  近百年来,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认为中国没有宗教文化,在上世纪初,曾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认识。认为要有一个造物主的信仰才叫宗教文化,人是造物主创造的,是受造物主管的,所以人要对造物主绝对的服从,这样的他觉和他律,中国没有。所以在上世纪初,很多学者写到儒家的时候,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上也有儒释道三教,就反复强调儒教。但是,中国的儒教不是宗教,中国的“教”不是宗教,中国的“教”是教化的“教”,一定要把“教”与“教化”区别开来。教化是让人自觉、自律,宗教是让人他觉、他律。在西方文化中,上帝管你的心,法律管你的行,内外非常统一。然而,在中国文化中,教育或说教化,是化导你的心性,改变你的心性,让你自觉地认识到我的一切言行要自觉地去遵守做人的基本道理。这个方面的区别我们是要充分地再去发掘的。

  当然,人人都做到自觉是很难的,我们过去有句话常常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人们越来越难以自觉、自律。本来很多人们在生活中需要自觉遵守的东西,如今不能遵守了,那怎么办?我们便用法律来强制要求,所以,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一个现象——“以礼入法”,把自律转到他律的条例中来强制大家遵守。

  中国的“礼”,比如 “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都是根据自然关系来构建的一些理念,是一种自然关系的相互尊重,作为人就应当习惯性地遵循。礼仪就是生活中间自然而然遵循的一些规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礼也就是一种法。所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讲过,中国的礼教里面就包含了法律,这相当于西方文化中的自然法、习惯法,与人为法不同。实际上,人为法应该建立在自然法、习惯法的基础之上。所以中国的礼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一种习惯法,这是其最重要的特点。对于读书人来讲,他是“日用而知”的,他要明白其中道理,并且通过身体力行去影响社会、让百姓效仿,百姓虽“日用而不知”,但逐渐会成为生活习惯,而这是不需要强制的。

  所以,中国的文化应该在这个方面显示出来,才是所谓的“礼仪之邦”,即大家在生活中遵守着各种必须遵守的规矩。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文化的话,那“礼仪之邦”就名不副实了。

  由此,我们需要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基于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来构建的。在中国文化中,自我的认识不仅是对于个人的认识;也不仅是对于个人在家庭里面是什么身份的人——是父母还是子女、是兄长还是弟弟——这样的长幼父子的关系的认识;还包含着在社会上认同各种不同的身份,担负各种不同的责任、职责的认识;甚至还包括我们整个人类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即我们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认识。这都是属于自我认识的问题。

  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人是万物中最灵、最贵的,正因为人的这种重要性和灵性,他也就参与了天地的变化。《荀子·天论》云:“天有其时,地有其材,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人类必须要认识到在天地间的这个位置,同时也要自觉地约束自身,如果任由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发挥的话,可能就天翻地覆了。

  我们每个人做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支配者——“心”。在天地间,中国文化早就认识到 “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礼运》),人就是天地的心,人心一动,天地万物随心而动。因此,人要自觉地认识到不能够随意地去发挥我们的主动性、能动性,让天地间整个生态都失去了平衡,整个环境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最终将自食其果、深受其害。

  实际上,中国文化中非常核心的一个价值观“诚”,也是从天地学习得来的,《中庸》讲,“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可见,“天人合一”这一核心理念是天人合德的。《周易》中的《观卦》讲,“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井然有序没有差错,四季有规律地运行着。 它接着讲,“圣人以神道设教,天下服矣”,圣人按照天这种变化之道来教化,所以天下太平。我们误以为神道是神,其实不然,神是指天地运行规律的四时不忒。故而,“神道设教”是指圣人向天学习,按照天的诚信之道来教化民众,使得天下服矣。这里所谓的“神道”的“神”,不是人格神意义上的“神”,而是“阴阳不测之谓神” 的“神”。在中国文化中,所谓“文以载道”,都是通过文字、文章、绘画、诗歌等各种各样的“文”来载道,人文承载的是自然之道、为人之道。中国文化是最重视人的,是以人为本的。

  二、文化自信本质是人的自信

  人在万物里面是最贵重、最重要、最有灵性的,所谓最有灵性就是他能够分辨主次、能够做出是非判断,这是人能够分辨的,野兽不能分辨的,人才有这样一些根本的特点。

  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认识,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认为我们这个现实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真实世界里面,这个真实世界的产生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不是在生活的真实世界之外去寻找一个来创造我们这个真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那就是神的世界。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论衡》中讲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都是自然而然生成的,不是造物主有意志、有目的创造的。万物也可以说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就在这个平等的万物中间,人又具有了某种特性,人跟万物又有差别。人绝对不能够去凌驾于万物之上来主宰万物,反而应当是顺从自然、顺应自然,适应人所处的世界。万物都是按自身本性来运行变化圆满的。中国人明确地否定了造物主,晋朝哲学家郭象明确地讲到,造物者无主,万物都是 “独化”而来。“独化”是郭象哲学里面的一个核心概念,独自变化,万物都是 “独化于玄冥之境”,万物自己变化、自己完善,它不是受外在的力量制约,而是自圆自满的过程。

  所以,我们讲要树立文化自信,本质上,是树立对于人的自信心。人应当有自信心,人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不能够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让人既不做神的奴隶,不能做物的奴隶,特别警惕物对人的伤害,我们喜好物是可以的,但是千万不能玩物丧志,让“物”伤害了“人”的志向,人的志向应是求索人生之道。

  孔子讲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志于道”,“道”是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个道,简单地讲,就是价值观。人的根本追求就是追求最高的道,我们要下学“人伦日用”,上达“天道性命”。在中国文化中,上达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所以也有一句话就是“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上达需要自己去体悟,即真正地悟到人生的大道,天地之大道,只有用自己的心灵去体悟。下学上达了,言传心悟了,人的自信心就树立起来了,人就有了文化自信。

  三、中国人的信仰和人的庄严

  近代以来,当我们把礼教否定了以后,我们把“天地君亲师”也就忘掉了,甚至认为这个也不需要了,中国人的信仰就空了,我们后来开始信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主义。实际上,人是不可能信仰真空的,人没有信仰,一天都活不下去。

  中国是以“天地君亲师”作为最根本的信仰,而且中国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这样,是“人”的信仰,不是“神”的信仰。佛教的信仰也不是一个有神的信仰,不要认为佛就是造物主。佛是一个觉悟者,是一个先觉者;菩萨也不是造物主,菩萨名词本身就是觉悟的众生、觉悟的有情,也是觉悟的人的意思。严格来讲,从公元前600年前佛教在印度的诞生之际而言,它针对的对象恰恰就是有神信仰、有造物主信仰。中国近代的思想家章太炎就明确地讲,佛教是一种无神的宗教,章太炎否定了以孔教为国教,他提倡以佛教为国教,认为佛教是无神的宗教,而无神符合时代精神、科学的精神、民主的精神。他还说佛教很多精神跟时代相吻合:佛教提倡众生平等,不光人类平等,其他的生命都要平等对待;佛教提倡献身精神,利他精神,佛陀为了众生可以把自己的肢体都贡献出来;佛教还非常强调逻辑思维,佛教有专门的“因明学”,就是一种逻辑学,理论冥想的推演,所以,他认为佛教很是符合时代的。

  佛教诞生之际,就是针对婆罗门教神造世界的观点,佛教认为世界不是神造的,而是因缘而起的,缘起论是佛教根本的世界观,万物都是因缘而起的,都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所谓“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佛陀最原初的意义就是让大家自觉、觉悟,所以佛教是讲自觉的,这跟中国文化有相同的地方,跟中国的儒、道文化是相通的,所以佛到了中国以后,可以说找到了它的根子了。佛教在印度本土,到了13世纪就消失了,可在我们这儿一直延续到今天,它的消失就是因为被印度的主体文化潜移默化得改变了,所以印度佛教的消失并不是因为伊斯兰教的入侵,而是他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丢失了。

  中国文化儒释道三教都不是主张有一个造物主,不是主张人的命运由造物主来决定的,而是强调人要为人自己作主,要维护人的主体性、独立性。人的庄严性,也就在这个地方体现出来,如果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主体性、独立性,还谈得上人的庄严吗?不是跪在神的脚下,就是跪在物的脚下,还有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吗?如果中国文化的这一根本精神得不到充分发扬的话,发展下去,人总有一天会完全被物所操控,人的主体性和庄严可以说到一定的时候会消失殆尽的。一旦人都被物控制住了,人对自己丧失了信心,人活着还有什么庄严可言?

  人正在被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所奴役,人自己在毁灭自己,人自己在消灭自己,这是很值得人们反思和警醒的;怎么样维护好、保持好人的庄严,人的生命的庄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一定要牢牢把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

  ——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17年冬之卷。

个人简介
浙江省嵊县(今嵊州)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 (1985年 9月起);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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