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启蒙,不要蒙启

李泽厚 原创 | 2018-06-11 10:49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启蒙 

  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读经”与“启蒙”

  记者: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据中国国家汉办透露,中国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全世界建立一百所“孔子学院”。有媒体将此事件解读为“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您怎么看?

  李:实际的情况似乎是,外国人要与中国人做生意,急需汉语人才,如此而已。

  记者:您与学者陈明有一对话,把“思想界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解读为“由于中国近十年来之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您是想说中国近十数年来的发展颇多得益于本土文化资源吗?

  李:不是的。

  “本土文化资源”这个概念太宽泛,不清楚。确切地说,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在这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喜欢将自己“事事不如人”全归结于“文化不行”,于是反传统。我曾经批评过、反对过,惹来不少咒骂。现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发现自己并非“事事不如人”,又开始吹嘘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了不起。对此我也反对,结果又会有人骂。

  记者:您似乎对倡导少儿“读经”不甚以为然——“不反对”而已,能具体说明吗?

  李:我不欣赏“少儿读经”之类的笼统做法、提法,它很难与当年袁世凯的“尊孔”彻底分清。蒋庆先生公开谴责蔡元培先生当年取消读经。在我看来,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现在一些人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

  我说“不反对”,是因为蒋先生是民间的自发活动,人各有自由,他可以去尝试。

  记者:蒋庆先生认为,“李泽厚先生主张把公德和私德分开是不能成立的”,对此您怎么看?

  李:公德私德之分并不是我提出的,梁启超早就提出了。我是主张培育宗教性道德的,但我不赞成笼统地提倡“读经”。

  儒家经典中的许多道德是与当时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它产生在已有严格等级的氏族社会中,发展在专制政治体制的传统社会里。所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等便是这种道德的核心内容。“经”也有一大堆,“四书”、《诗经》以及《周易》、《礼记》可以选读一些,但尚书、春秋(这是蒋先生视为至宝的)也要人去读去背吗?《仪礼》、《周官》、《尔雅》呢?需要人人必读吗?我以为不需要。

  记者:蒋庆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地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认为儒家文化压抑人的独立,其实并非如此。比如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等。蒋先生有一句反问:“难道两千年来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走过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爬过来的?”

  您怎么看他的这些评论?

  李:关于“儒家人格”,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似乎并不比上述评价低。

  至于那句“反问”,我以为那只是缺乏论证并无学术意义的煽情语言。现在问题之一也还是一些知识分子喜欢耸人听闻,以煽情的激烈话语来鼓吹“民族精神”或“道德义愤”,我以为这是危险的。

  余英时说,当年五四反传统的人物,都是饱读旧笈、深知传统的人,今天反传统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传统为何物。我觉得今天某些提倡传统或传统道德的人也大体如此。从他们的言谈论著行为活动中看不出一点传统的影子,看不出一点孔老夫子那种“温良恭俭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德、精神或风貌。

  所以,剩下的便只是激情口号、妙论奇谈。

  记者:一些学者在此次论战中对少儿“读经”表示了同情。如秋风先生,他说:“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无知。过了近百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

  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判断?

  李:我不大相信全盘反传统已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本能意识。

  其实从五四时代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扔掉中国古书”(“文革”是例外),只是少读了许多罢了。今天从小学到研究生,读的大半是数理化、电脑、科技,所以我是主张读点中国古书的。特别是《诗经》、《论语》等等,不然,我费时费劲去写一大本《论语今读》干什么?

  但是,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我反对文化相对主义

  记者:“文化相对主义”是去年《甲申文化宣言》的核心观点之一,您怎么看待文化相对主义?

  李:不敢苟同。

  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的时髦理论。我不赞同用“相对主义”来否认或忽视人类仍有共同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原则。我反对认为文明并无进步落后之分、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价值等同的文化相对主义。以最时髦的西方理论来捍卫最保守的传统事物,这倒可与蒋庆相呼应。

  记者:您认为从传统文化中可以开出现代的“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宽容、多元”的文化之花吗?

  李:不经改造,无此可能。

  记者:如何改造?您依然相信并坚持您的“西体中用”吗?

  李:当然坚持西体中用,如我提出的两种道德论。

  其实今天争论的关键并不在应否提倡传统、提倡道德,而在于如何阐释这些道德和应否以此来排斥、反对、贬低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之上的社会性道德(自由、平等、独立等等),这两种道德有一致处,也有冲突处。我的“两种道德论”就是为探求这个问题而提出。

  蒋庆先生则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似乎硬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的传统道德。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张之洞、陈寅恪等很多人都讲过。“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是严复的名言,看来,梁启超、严复,更不必论胡适、鲁迅,统统是“跟着西方走”,都应该是蒋先生所猛烈讨伐的对象。

  记者:《甲申文化宣言》认为,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对“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有一定的启示,您是否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功用?

  李:我不认同。他们这种希望的实现,也许在二十二世纪,不在“当今”。

  而且,如何解读“中华文化”颇值探究。难道其他文化就没有那种品格(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吗?

  五四是启蒙,“文革”是“蒙启”

  记者:近年国内思想界反思五四,有人认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为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李:完全不认同。

  五四是启蒙,“文革”是“蒙启”,两者在精神上是背道而驰的。五四激烈反传统确是其他文明中少见或没有的现象,我以为这倒恰恰与没有强大宗教背景的中国传统有关,是实用理性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展现。

  记者: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是非常推重鲁迅的。近年大陆学界“扬胡(适)抑鲁(迅)”思潮比较流行,您对此现象有何看法?

  李:今天我仍然喜欢鲁迅。鲁迅是文学家,他给我以情感力量。

  记者:情感力量?您是说您现在主要是在“文学家”的意义上喜欢鲁迅吗?那么,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呢?

  李:我曾说过,鲁迅只是大文学家。……我并不完全认同鲁迅的思想,例如他对京剧、对中医、对大众语、对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对某些人(不是所有人)的尖锐嘲讽等等。他常常失之偏颇、片面,并非以理服人。但我接受和喜爱鲁迅对一切事物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对旧事物特别是对披上新衣帽的旧事物非常警惕,毫不留情地揭穿、打击。鲁迅是文学家,不能以有理论体系和逻辑形态的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他。

  我最近看国内的电视,宣传一个地方“绣龙”(号称“龙乡”的某地,数十人同时在一大幅布面上绣出龙的形象),说开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都下了雨、雪,而那个地方那个季节是极少下雨下雪的,说得神经兮兮,大有天人感应、龙的神灵出现的味道。而这正是在宣扬“传统”、“国粹”旗号下进行的,这种宣传并不止这一次。

  我当时立即觉得还是鲁迅棒,现在仍然需要鲁迅。

  “四星高照,何处人文”

  记者:最后,先生能否对中国目前的文化(思想)领域的整体现状再下一个简短的判语——和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句著名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一样?

  李:我从不敢下“判语”,那句话也只是现象描述。

  目前中国文化似乎是“四星高照,何处人文”?“四星”者:影星、球星、歌星,还有节目主持(人)星也。

  不是说“人文”没有了,而是到哪里去找人文?这是我愿意提出的一个问题。但我以为不必担忧。我说过,中国人多,现在大学生、硕士、博士也多,一百个人文硕士、博士里有三五个愿意做点思想学术,也足够了。因为人文也不只是思想学术。

  (摘自《李泽厚近年答问录》,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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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李泽厚,著名哲学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美国科罗拉多学院荣誉人文学博士,德国图宾根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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