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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价值多元的时代里，对民族经典的回溯不仅是文化乡愁的表达，也是重建人类新型文明之基础的现实需要。因此《诗经》，这出自泥土、发于情性的先民的歌唱，这从民族传统的基岩缝隙中汩汩流出的清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喜爱。
《诗经》的魅力到底何在？孔子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似乎他认为《诗经》表达了最纯正、最合乎道德规范的人类情感。孔夫子的这一论断使后来的道学家们非常困惑，因为在他们看来，《诗经》到处可见男女淫奔和怨天尤人之辞，根本谈不上纯洁无瑕。汉以后的儒生遵循孔子的诗教取向，把《诗经》解读成了惩恶扬善的道德教科书，它的真滋味被裹在了年深月久的文化酱料里边。现代人或许会为《诗经》特有的纯粹和清爽所感动，对这种纯粹和清爽的来源却少有能说清楚的，很多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来于《诗经》的简单和朴素本身，这种浅涉即止的态度妨碍了对《诗经》更深入的理解。
其实《诗经》不仅是一个提供阅读的客观文本，它提供给我们的是对那个我们和万物所曾共有的世界的感受与体验。作为人跟自然的最原初的关系方式的体现，作为最具中华特色的人类心灵之感受与表达方式的体现，它呈现的诗意可以为我们当下的生存提供一种生动、切身的镜鉴，使我们在为那个早已失落的世界略感怅惘之时，对自己的当下和未来有所思考。
要理解《诗经》，不能局限于文字训诂，必须进入诗人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深处，在人跟自然的深密联系中体会诗人的快乐和忧伤，因为它创作于我们民族寒风料峭而又生气蓬勃的早春，它的歌唱发于大地深处的生机。
王国维先生曾强调殷周之际社会变革的剧烈及其深远影响，他关注的还只是制度层面，如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等。其实“变革”一词还不足以表达这种进步的内涵，因为周朝的兴起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文化传统的生成，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生活世界的呈现：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从殷商时代那种阴暗恐怖的鬼神意志的笼罩下蠕动出来，像新生的蝉儿展开翅膀，迎着历史地平线上那刚刚升起的人文精神的晨曦，开始尽情地歌唱——歌唱古老的梦想和企望，歌唱日常生活中的爱恋和忧伤。
因而，《诗经》中的多数篇章特别是《国风》不是个体的有意识的“文学创作”，而是生命激情的自然流露，是人类整体性生存的深层律动。《毛诗序》在谈到《诗经》创作的缘起时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毛诗注疏》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诗经》所展示是一个天人一体、万类共鸣的生机世界，人类同禽兽虫鱼一样沉浮在大自然的律动里，他们“舞之蹈之”的欢歌咏叹，同鹿鸣雁叫一样构成一个地方的生态景观与自然气场。“国风”之“风”不同于现代物理学所定义的“流动的空气”，也不仅指地方性的风俗习惯，而是指自然万物所散发出的“有生命的气息”——在《诗经》的世界里，人和万物处在一种相互感发、相互应和的神秘联系中。
这就是为什么，“兴”被视为《诗经》最主要的“创作手法”。
《毛诗》把“赋比兴”与“风雅颂”并称“六艺”，在把“兴”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的同时掩盖了它的特殊性本质。此后历代学者都把“兴”简单地看作由一件事物映发和带起另一件事物的修辞方式，如朱熹称“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千百年来，人们为辨析“比”与“兴”的区别而费尽周章，还制造出了正兴、反兴、倒兴、双兴之类名目，可谓治丝愈棼，在对文字的斤斤计较中离《诗》的本意愈去愈远。
其实“兴”不是什么创作手法，把“兴”看作一种表达情感或处理文字的技巧是自居为主体的文明人之精神障碍的表征。所谓“兴”，指人在外部自然物触发下所做出的近乎本能的情感反应，这种反应是以源于原始思维律的“类联想”为机制进行的，即用于起兴的“彼物”与所要兴发的“此物”有或隐或显的类属性上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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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诗经》中的“兴”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为“触物通感”，指见到似类之物感发相关之情，如《召南﹒关雎》中由关关和鸣的雎鸠联想起君子“好逑”之淑女；《卫风﹒有狐》中由绥绥独行的雄狐想到远方孤独行役的丈夫。其它如瓜瓞、葛藟，兴宗族血缘联系；棠棣、黄鸟，兴兄弟伦常亲情；成串的花椒，映射女人旺盛的生育能力；飘摇的舟楫，代指婚姻爱情中的失意与彷徨；而爬蔓于院落、结实于柴堆的葫芦，象征着家庭生活的温馨……等等。
第二为“取象比义”，即由某种“象”——在本质上“象”是观念所熟化之“物”——昭示作者情感的倾向和色彩，如《江有汜》以江水之分叉映涉婚姻关系的畸变；《节南山》以“维石岩岩”的南山衬托护国大臣的伟岸形象；《雄雉》之“雄雉于飞，泄泄其羽”由雄雉无精打采煽动翅膀，联想到行役在外的丈夫的辛苦和孤独，从而映射出自己对丈夫的担忧和思念。再如《周南·桃夭》之“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新娘与桃花相互映发：女子盛装而嫁，正如鲜花盛开；花落结实，正如女嫁生子。
第三为“比事见理”，指把两件类似的事——前一件为自然现象——放在一起，使其本质上的相似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如《鹊巢》之“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以鸠居鹊巢映射新娘嫁归夫家；《鸿雁》之“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其野”，以鸿雁迁徙中奋力飞翔的声音映射丈夫行役旷野的困苦；《周南 樛木》之“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以葛藤依附于樛木，映射君子在宗族护佑下安享富贵的幸福；《秦风﹒晨风》之“鴥彼晨风，郁彼北林”，由“飞鸟归林”兴发丈夫有家不归、“忘我实多”的忧伤。
第四为“借景起情”，指以某种相关的“场所”或“情景”映射并强化主题，如《陈风·东门之杨》开篇即“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东门为男女欢会之地，一提到东门自然使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静中愈动的飒飒树叶声则烘托出幽会者兴奋而又不安的心境。《召南·小星》之“嘒彼小星，三五在东”以黎明时分的星象兴起忙于王事的底层官吏夙兴夜寐的辛劳，使人很自然地联想起唐诗中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再如《卫风·淇奥》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起兴，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诗歌主题展开的方向：水曲山坳、竹木丛生处，向来是引人联想的暧昧处所，猗猗绿竹孕育着有待发生的浪漫故事。再如春日里生机蓬勃的花草，还有那暖烘烘、懒洋洋的氛围，会激起少女们思春的情绪，于是“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后面便跟着“女心伤悲，迨及公子同归”（《豳风·七月》）
可以说，“兴”是生命本身在与万物交感中所激发的共鸣。“兴”者起也，人处在万物之中，触物起情，比类兴感，随时随地近乎条件反射般产生感应和联想，这就是“兴”之所兴。
因为“兴”是人作为一个类属整体与万物交感共振的方式，所以很容易成为共同的感受而为群体所享有，于是，在语言的反复交往中，一些常见的“兴象”被打磨成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拥有固定隐喻义的“现成词组”，如象征伦理亲情的“棠棣”、象征气质男性的“雄狐”等，它们像琴键一样一旦被拨动就会引起群体的共鸣。若起兴的物象与所表达的情感之间的联系因年深月久的积淀而固化为“套式”，就成为表现某些文化母题的载体，如以鱼水兴婚媾与生育（包括捕鱼、钓鱼、烹鱼、食鱼等隐喻群），以采摘兴婚恋与性征服（包括采集植物、花果等隐喻群），以薪柴兴婚姻关系（包括伐薪、束薪、作伐等隐喻群）等。如果说《诗经》有什么创作手法的话，主要体现在对这些“套式”的灵活运用，如《卫风·竹竿》一上来即用“藋藋竹竿，以钓于淇”引起对昔日情人的思念和姻缘未成的怅惘（钓鱼而无获）；《唐风·绸缪》以“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开篇，渲染了获得美好眷属的庆幸与惊喜。
有时候这种“套式”的运用显得机械而笨拙。在遇到某个情感主题时，《诗经》的作者往往毫不犹豫地把现成的“情景文本框”剪贴过来，如《小雅·采薇》中的起兴句“采薇采薇，薇亦作之”——后面还有“薇亦柔止”、“薇亦刚止”——并不是实景叙述，不是在采薇食用之时感物兴怀，而是直接代入这个意象以引起思归的主题（采摘一般象征男子对女子的占有，这里指向占有的对象，即家中的妻子，室家之思通过“采薇”这种与妻子相关的日常劳动体现出来）。该诗前三章以“采薇”引起，第四章却突然换成了“彼尔维何，维常（棠）之华”，现代读者看起来会认为很突兀，对《诗经》的作者而言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创作手法”：“嶶”象征妻子，“棠棣”隐指兄弟——簇生的棠棣之花隐喻着兄弟相依的天伦情意的美好，它们都是构成“思归”主题的元素，可以随着内容的展开随时代入抒情的节奏中。
更具典型性的例子是《卫风·硕人》。这是一首婚礼赞美诗，作者先是赞美了新娘（即庄姜）显赫的身世、美丽的姿容，然后叙述华贵的婚礼车队经过城门外短暂休整“翟茀以朝”，还打趣让大夫们早点退朝，以免君主过于劳累了。接着是整首诗的最后一章也即全篇的高潮：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其中“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鲔发发”是一组现成的起兴句，把它套在这里是为了引起和烘托性与生育的主题——流水活活，鳣鲔发发，象征着庄姜及其随从侍妾们旺盛的生育能力；下面的“葭菼揭揭，庶姜孽孽”进一步渲染了这群姜姓姑娘像芦荻一样不可抑制的蓬勃生机；最后一句是全诗的归结点，将摇曳多姿的情感旋律推向高潮：“庶姜”的到来将生下一群威武强壮的勇士，保证家族的绵延与强盛——这是因为新娘来归而生出的对宗族繁盛、国家富强的美好愿景的期待。全诗有铺陈、有承接，有高潮，一气流转，精彩纷呈，其主旋律在回环往复之际戛然而止，而将向未来敞开的想象的空间和袅袅不尽的余音留给了读者。
几乎汉朝以来的所有解诗者都简单地把活活流水、发发鱼群视为庄姜来归时路边的风景，把“庶士有朅”理解为对随行武士的描写，这不仅使诗中独有的民俗文化厚味寡然无存，而且使整首诗在结构脉络上变得扞格难通。前面已经“翟茀以朝”，都入洞房了，再回过头来描写路上的风光景致和随从武士的高大威风，何其拖沓繁芜之甚！千古《硕人》无知音，完全是因为没有理解诗中“兴”的奥秘。
现代读者把“兴”仅仅看作一种“修辞术”、一种有关遣词造句的“表达方式”，认为它在诗篇中只具有局部性的、修饰性的意义，如此以来便隔膜了诗经时代天人关系的真实状态，违离了当时诗人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切身途径，使《诗经》这洋溢着那个时代之生命气息的天籁之作沦为僵死的对象性文本，导致迄今为止的《诗经》研究仍然不得要领，几乎所有篇章的题旨都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使一般读者无所取裁。这是对《诗经》的解读和研究多年来一直原地踏步的根本原因。
《诗经》是中华先民在“兴于万物”的激情岁月发出的歌唱。几乎在每一篇中，它的作用是整体性、根本性的，不仅内涵或影射着诗的主题，而且规定着诗歌抒情的基调和色彩——至少，它内含着主题的线索，烘托着情绪的氛围与指向。《诗经》中不同章节之间词汇的变换只是一种装饰性变奏，是对“兴”之主题的反复申说，因而，通过并且只有通过挖掘诗中核心起兴句的深层内涵，才能把握住一首诗的主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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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用“在世界之中”定义人类本真的存在状态。《诗经》时代的人们就是在世界之中并与万物共享一切的。海德格尔还说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来于世界的整体性，来于人跟万物的深秘联系。数量众多的熟词套语的运用，并没有使《诗经》中的有关篇章变成令人厌烦的陈词滥调，这是因为诗人所感、所“兴”关联着世界和人类生存的整体性。诗中所表达的并没有很深刻的个人性体验，有的都是群体性的情感主题，如戏谑、赞美、恋慕、伤时、思归等，因而少有个人性的主观情绪的宣泄，很多情况下，作者只是借助剪贴来的现成片段拼凑出一种公共性的情感氛围——诗歌的抒情主体并不在现场，在现场呈现的是人隐没于其中的世界本身，人只是一个为万物之“风”所振动的芦管，世界通过他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些被熟化的“现成词组”和 “套式”积淀着一种公共性的情感，作者以自己的切身处境激活了它。作者不是在创作什么文学作品，而是在用自己生命的触角拨动大众的神经。《诗经》中的起兴句都是内涵魔力的道具，作者以某种场境、氛围或音乐节奏释放出它们的魔力，从而创造出与每个人血肉相联的情感世界。在看似简陋乃至稚拙的形式之下，内涵着鲜活生命的力与美，这是千古未曾道出的《诗经》魅力的奥秘。
因为“我在世界之中”，因为这个世界是“我”跟万物共享的生存场域，就不存在绝对的对立面和根本性的“恶”。《诗经》世界里的人们既没有宗教式的迷狂，也没有被不可把握者毁灭的恐惧和绝望，他们生活在万物与群体之间，虽然渺小却自信而有尊严。虽然人性中有着丑陋的一面，但善恶毕竟取决于人自己的行为，生活中的祸福其实掌握在人的手中，一切都是现实的，可理解的——世界仍然是温情的，那种被称作“命运”的悲剧力量尚未形成。诗人们也有对“命”的抱怨，如《召南·小星》有“寔命不同”、“寔命不犹”，《鄘风·蝃蝀》有“不知命也”，但这种“命”不同于古希腊悲剧中那种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而只是个人性的境遇或遭际，因而也是现实中的失意者无可奈何时的自我宽慰之辞。
所以，当遭遇天灾人祸，当统治者腐败荒唐导致民不聊生，而高高在上的“天”看起来昏聩无为，诗人们也会有愤怒，但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也会忧伤，但没有撕心裂肺的哀痛：有的只是温柔敦厚的倾诉、规劝与祈求。穷困倦极之时，诗人们也会抱怨上天的不明和不公，如“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小雅·节南山》），“昊天已威，予甚无罪”（《小雅·巧言》），其实诗人从未丧失对“照临下土”的至高神明的信念，更多的时候是把世间的灾祸和困苦看作上天对统治者的惩罚与警示，希望当道者“敬天之怒”，如《小雅·节南山》在倾诉“天方荐瘥，丧乱弘多”后，抱怨执政的太师尹氏“憯莫惩嗟”，最后以“式讹尔心，以蓄万邦”作结，可谓告之谆谆，诫之切切。《小雅·雨无正》在抱怨“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后，呼吁统治者敬天明命，共挽时艰：“凡百君子，各敬尔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只要“天”仍然在慈祥地关注着人间，所有的不平与不义，所有的愤怒和忧伤就都是暂时的，最终一切都将恢复常态。
因而，即便读《诗经》中那些最个人性的作品，如《小雅》中的《出车》、《采薇》等，使我们感动的也不是哈姆雷特式的爱恨情仇的情感强度，而是那种对生活无限眷恋、对未来依然满怀希望的先觉者、失意者、被剥夺者无可奈何却又不离不弃的哀婉和忧愁：“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黍离》），“正月繁霜，我心忧伤”（《小雅·正月》），“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还有“忧心忡忡”、“忧心悄悄”、“忧心殷殷”、“忧心京京”……等等，哀而有节，怨而不怒，质朴却不卑微，沉重但不沉痛。这种悲伤来于世界不应有的混乱和个体在这混乱时世的挫折与无助感。这是一个刚刚步入文明时代的伟大民族人生日常的哀愁，虽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千年，今天读来仍然像来于身边亲人的倾诉一样令人动容。
诗经的欢乐是来于大地万物中的欢乐，诗经的忧伤是系于生活日常的忧伤。这欢乐，这忧伤，像生于春日枝头的清风，像起于盛夏深处的阴凉，拂过岁月沧桑，总能在不经意间亲切地飘进我们空寂的心灵，使我们不禁怅怅然有所悟、有所思：在这个远离了大地也远离了自然万物的时代里，人类如何重塑生活的整体性？怎样才能重回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源处？孤独的我们是否还有歌唱的能力和心情？千百年后的子孙，将通过什么来感受我们的感受，悲伤我们的悲伤？
